◆大溪二中八（8）班 陈奕蒙

　　我的小时候，年是盼来的。

　　那时候母亲在药房早晚班交替；父亲常年出车，十天半月不着家。平日里晚饭，多是跟祖父母和叔父一道吃的。一大家子人围着八仙桌，筷子碰着碗沿，热热闹闹的。可那到底不是“团圆”，真正的团圆，得等到除夕夜，等到父亲回来，等到母亲终于歇了工，等到一屋子人齐整整地坐满一桌。那顿饭，从腊月就开始盼了。

　　后来不知从哪年起，我对年的那份热忱，像燃过的炭，表面覆了灰。年夜饭不过是比平时多几道菜，多几双筷子罢了。吃起来，嘴里寡寡的，心里也寡寡的。

　　那天傍晚，奶奶在楼下喊吃饭。我趿拉着鞋下楼。餐桌上铺了红塑料布，亮堂堂的。菜比往常多：红烧肉、糖醋鱼、大龙虾、老鸭煲等，满满当当地挤了一桌。连平日里不许喝的碳水饮料，也被请上了桌，两瓶大号的橙汁傲然立在红布中央。

　　原来是除夕了。

　　我坐下闷头吃饭。长辈们高谈阔论，从一年收入聊到天气，又从天气绕回孩子的成绩。雨点似的话，密密匝匝地落下来，却渗不进胃口。吃完，起身，收拾好碗筷。

　　外边下着雨，声势浩大，像存心要跟烟火碰一碰。烟火被雨削得有些挫败，后半段多少有点虚张声势。奶奶和母亲收拾残局。方才还傲然挺立的饮料瓶，此刻灰败地歪斜在桌角。红塑料布被团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走，放烟花去。”母亲走过来拉起我。

　　“下着雨呢……”

　　“下雨怎么了？下雨就不过年了？”

　　实在拗不过她，我下了楼。

　　楼下的塑料棚是大人们打牌留下来的，四角支着锈铁丝，塑料布被雨打得噼啪响。我们几个孩子挤在棚中央，背抵着背，看大人在雨里点烟花。

　　母亲打了三下火机。第一下，灭了；第二下，又灭了；第三下，火苗终于蹿起来。引线咬住火星，“嘶——”的一声，红光在雨里斜斜地爬升。雨是细的，针一样，想攀附那点光，却被烫得在雨幕中染出一点点倔强的金红。

　　烟花炸开时，声音是闷的。颜色在雨里化开，金红、靛紫，都溶成一种模糊的暖，像灶膛里最后一块炭的残光。碎屑往下掉，还揣着热，落进路边水洼，发出“滋——”的一声响。一缕青烟刚往上走，就被雨丝拉住，跌了回来。

　　弟弟反常地安静。他正举着仙女棒，在空气里写字。他写了一个“春”字，银火花的尾巴拖得太长，最后一笔弯下来，颇似个“蠢”字。我们笑成一团，塑料棚跟着抖。雨从缝隙漏进来，滴在弟弟后颈上，他却毫不在意，仍专注地挥着那道渐渐暗淡的火光。

　　我看着那点光，忽然想起小时候盼年的心情。

　　其实年味哪有什么淡不淡的。它像那燃过的炭，你以为它灭了，拨开灰，里头总还藏着一点红。那点红，不旺，不烈，可它暖。它暖在母亲非要拉我下楼放烟花的那股执拗里，暖在弟弟歪歪扭扭写出的那个“春”字里，暖在雨里倔强炸开的烟火里，暖在一家人挤在一个塑料棚中的这一刻里。

　　雨还在下。烟花还在闷闷地响。

　　我往里挪了挪，挨着弟弟，挨着母亲，挨着这一棚的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