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连清/文

　　信步在老家的村头地角、田畴河坎，我不由得想起已经逝去的老一辈，仿佛他们还在与我对话。二爷就是其中的一个。

　　二爷的名字叫陈二姐。旧时农村少有文化，词语贫乏，男士叫大姐、二姐、大狗、二狗、大猫、小猫的甚多。在我的家乡，父辈中年岁大于父亲的兄弟叫伯爷，陈二姐按排行就是二爷了。我家与二爷的亲缘关系约略可追溯到太太公辈，那时是同一家。

　　二爷是个视障人士，但中等身材的他脸庞黝红，剃着平头，还是挺精神的。二爷说，11岁那年他得了天花，那时无法医治，一连高烧持续十几天，长时间高烧，眼睛也被烧坏了，黑眼珠也变白了。古时阮籍的眼睛能由青变白，由白变青；二爷不能，全是白的了。真是祸从天降啊！江南水乡桃红柳绿、竹翠稻青、水光潋滟，“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但这些都已不再属于二爷了。他被命运之手猛烈推入黑暗世界，就似一个天体掉入无尽的黑洞，不见一丝光线，永永远远。少时，我常常凝视着二爷的脸庞发呆，不禁感叹：人生怎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之后，二爷就依靠着一枝竹杖探路，竹杖的敲击声传递着不同的内涵。敲在石头路上是“笃笃”的响，敲在楼板上是“咚咚”的响，敲在瓦砾上则是“扑扑”的响。拐杖声声，我就可判断出二爷在哪个方位，是进来了还是出去了。从门口到河埠头20来米的距离，他会放手走一段平地，下到不规则的石级阶梯时则小心翼翼；到了河边，他便将竹竿踩在脚下，然后洗碗、洗衣服或洗澡，一切都如此得心应手。我们这个自然村三面环河，一面接着“大陆”，给他带来了更多的不便，而人们却又几乎天天能看到他进出的身影。看似他和正常人一样在生活，可又有谁知道，多少次他碰得鼻青脸肿？又有多少眼泪在心里流成了大河？

　　我家老房子在村西头，有个阁楼，但前阙开不了窗。我和二爷的前阙只隔着一张木板，二爷的房间铺有一张床，前面放着缸灶，烧饭用稻草或木柴。一个盲人，要把禾柴往灶堂里塞，用火柴点燃，在漆黑中做饭，其难度可想而知。可多少年来，他从没发生过一次火灾，想不到另一把火却差点把他给烧了。那是一个夏收时节，我家西边的烟囱旁挂着稻草，我从田里回来，刚好看到火苗在稻草上蔓延，便大声叫喊：“着火了！”母亲迅速用脸盆端水浇了几次，才将火扑灭。我告诉二爷，再过五分钟，我们的房屋怕是已化为灰烬了，并打趣道：“我们的眼长在额头上，还不如你长在心里的眼睛啊！”他会心地笑了。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便是对二爷的写照。他孑身一人，一对半脚印，进进出出，艰难地为生计奔波，四周小集镇如莞渭蔡、神童门、横峰桥等都得去光顾。横峰是四九集市，他总是拄着拐杖，探三五里路，站于街头巷尾，有好心人路过给他三分五分或粮票三两五两。如果遇到我们正在赶集，就唤他乘船返回。周边村有红白喜事，他会去赶场，说些吉利的话，主人会安排他吃一顿，还可能赏给一些小钱。但有一条，他不去本自然村赶场，他知道本村没有殷实人家。青黄不接的时候，二爷往往要不到饭，就饿着肚子回来，一天能吃上一顿也算好的了。有人说二爷有钱有粮票，算他殷实，但我以为，他只是维持活命而已。

　　我不由得想起清嘉庆年间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食不腹，冻死街头之前写下的《绝命诗》：“身世混如水上鸥，又携竹杖过南州。饭囊傍晚盛残月，歌板临风唱晚秋。两脚踢翻尘世界，一肩担尽古今愁。如今不受嗟来食，黄犬何须吠不休。”

　　二爷双目失明，可他的记性和心算能力却是超乎常人的。队里每家每户的人口数、各人的出生年月日、谁家儿女是哪年哪月哪日结婚的，他都清如明镜。凡是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人们都会来查这个“活字典”。他的心算能力也在方圆几里之地无人能比，如分粮食、粮票、稻草等，只要定下人口基分占多少，工分占多少，他就可随口说出应该分到的数目，自然成了队里的“编外会计”。我在读小学时，曾与他进行万数以内的运算比赛，我用笔算，他口算，每每都是我败下阵来，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人在某个方面的功能失去后，往往会在另一方面寻求突破，神经细胞的触突也会向这个特定的区域倾斜，这方面就有了更为出色的可能。

　　二爷去世已有许多年了。作为饱尝艰辛、历经磨难的盲人，活到七八十岁也算高龄了，村人们都说这是善终。二爷的一生是卑微的一生，但在我的心目中，他的一生也是有尊严的一生，闪耀着清风高洁的熠熠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