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琐忆

　　张明辉/文

　　乡村是我童年的沃土，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个年代，我是幸运的，在青葱的岁月里，我和小伙伴们活跃在村庄的各个角落，就像一群散养的兔子，漫无边际地撒野、逗乐。乡邻们是宽厚的，至少不会数落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经济开始复苏，村里的青壮年已经陆续外出谋生了。他们先坐上“突突突”的小汽船到达县城，然后转坐长途汽车前往杭州、上海、广州等地，一般由乡邻或亲戚带领，到陌生的城市卖豆腐或做些小买卖。村里的小孩自然要交给年迈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抚养。留守的村民则在农忙的时候耕田、插秧、施肥、收割、打稻谷，农闲的时候种植、养殖、祭祀、闲话、消遣，打发时光。

　　外公在离家不远的乡镇工作，那时交通闭塞，工作繁忙，基本上吃住都在单位，很少回家。外婆则起早贪黑照顾着一家子的生活，养猪、养鸡鸭，侍弄门前屋后的菜园，还要耕种那一亩三分地。

　　夏日里的日头猛，太外公会独自待在阴凉的堂屋内避暑。那时的屋子大多简陋，用青石板造的大寨屋，架起栋梁，盖上黑瓦，填上石灰。屋内隔一层楼板，用木板分隔成若干房间，然后架上木楼梯。一楼的地面铺着整张整张的青石板。白日里，要是屋内有人，就会门不闭户，前后通风。冬日的暖阳打在身上，太外公总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霜降了，结冰了，雪落了下来，孩子们堆雪人，打雪仗，忙得不亦乐乎。太外公住在底层朝南的屋子里，有时他会穿上厚厚的棉衣，手捧火炉，倚在床头的靠背上；有时他会下地走走，或坐在藤椅上。火炉是铜制的，每当太外公不用的时候，我会抓一把蚕豆放进去，然后等火光冒出来，“噼里啪啦”地响。蚕豆爆开了，一股好闻的香气溢了出来，我的嘴角便流了口水。

　　在我记忆里，外婆除了在白日里操劳之外，晚上还会在煤油灯下织毛衣或纳鞋底。她会戴上老花镜，变戏法一般穿针走线，缝缝补补。外婆做的布鞋是纯手工的，穿上去合脚，又踏实。

　　在休息日，母亲会从镇上的供销社赶回来，探望我们，偶尔会带我到镇子上去。不过，那时候我对镇上的印象模糊，只记得有集市，挤满了人头。老街屋檐低矮，门对着门，屋内摆放着各种杂货。附近的村民从四面八方涌来，到镇上赶集，有的随手提些鸡鸭鱼肉、瓜果蔬菜来卖。最初的集市就是杂货、农具、手工艺品和农副畜牧品的集散地。对于孩子来说，都是跟着大人瞎逛，嘴馋那些大白兔奶糖、糖葫芦、泡虾、瓜子花生之类的零食小吃。

　　我会抱着好奇的心情去邻居家坐坐。那时候，可能整个村子，只有他家里有一台黑白的电视机。夏夜里，大家会搬出桌椅，或铺开凉席，坐在自家门前的空地上，摇着蒲扇，拉些家常。那户人家就会把电视机搬到屋前，摆弄好天线，黑白屏幕上的图像跳跳闪闪，雪花点点，模糊不清的影像依然会吸引我们前去观看。

　　那时候，家里有收音机已经很不错了，置办上电视机、自行车之类的一定是殷实人家。直到有一天，我从镇子上回来，坐上了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这才真正炫耀了一回。锃亮的自行车在太阳下泛着金光，父亲蹬着它，在乡间的田埂上穿行。我坐在高高的后座上，一手抱着父亲的后腰，或是抓住车座的金属架，目光沿着河流、房屋、田园、行人慢慢推移，就像是置身于油画或某个电影的场景里，眼前的色彩不断变幻，加深，丰富着我的童年意象。我的目光漫无目的地漫游，巡视着乡间的角落，仿佛是在检阅着脚下的土地。此刻，在我心目中，父亲的背影也瞬间高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