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佳慧/文

　　欧阳修有言，“诗穷而后工”，苏曼殊的坎坷人生也可印证这句话。作为一个诗歌、翻译、绘画多方面皆有成就、经历波折精彩的人，他的一生被记录下来，辑成了《多情漫作他年忆：苏曼殊传》。这本书在历史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化的想象，用抒情细腻的小说式笔法，铺展开情僧浪子的一生。可贵的是，《多情漫作他年忆：苏曼殊传》不只讲了苏曼殊一个人的故事，苏曼殊这个个体被放置在历史语境中，伴随着那些年海外经商、日本留学、改良革命的阵阵时代风潮。

　　苏曼殊的人生，带着淡淡的苦味和缠绵悱恻感，“宗之助”这个带有东岛特色的名字印证了他中日混血的血统。他出身于中国式的封建家庭，父亲苏杰生经营茶叶，纳日本女人河合仙为妾，却和其妹生下了苏曼殊。出生的时候，因为一颗朱砂痣被预言为“贵子”，多少给他添了几分神秘玄妙的色彩。与没有正式名分的异族女子生下子嗣，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可称为是“不伦”，苏曼殊的出身一开始就不光彩。童年生活对一个人的影响极大。少年时期的他寡言少语，因为东洋腔的汉语备受冷落排挤。和朋友钓螃蟹，看妇女汲水，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学习儒家传统，乡间的日子静静流淌。平静不代表幸福，父亲的正妻对他多加管制，他被引诱偷吃糖果，遭到了严重的责罚。在一个算是富庶的家庭里，他饱受饥寒，“像一棵卑微的草、一道影子那样活着”，甚至在生病后被弃置柴房。因为外界的孤冷，他扎根书本，隐忍度日；因为严酷的限制，他失去安全感，埋下了“报复性自我满足”的种子，在成年以后嗜好甜食，饮食无度。在机缘巧合之下，他入寺为僧。僧人戒律繁多，不得妄语、不得饮酒、不在饮食时之外吃饭、不坐卧高处睡大床。普通人以为的“苦事”，他们已经淡泊。但是苏曼殊到底是一个孩子，不是苦修多年的僧人，一次捉了鸽子想要烤来吃，被逐出寺庙。后来投奔姑母被接到上海，也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每一次的人生拐点都让他由希望到失望，心生怆然。当漂泊码头、寄人篱下成为生命常事，他发出了痛苦的自问：“我是谁？可以去哪？何处是我栖身之所？这世上可有人需要我？”隔镜细观，恋人菊子头上的落花和母亲掌心的泪痕，温柔又令人心伤。亲情、友情缺失，初恋跳海而死，尘世带给他的伤痛让他意欲出世，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无法完全割离对“情”的留恋，所以才难抵清修孤寂。和多个青楼女子的相恋，体现了他的离经叛道，这种“情”不受拘束，也易断绝。有才的青楼女子似乎是其自身的映射，同样风华正茂、不被理解、命不自主。他可以为金凤、花雪南、百助枫子的痛苦流泪，却无法真正地安定下来。

　　纵然难融社会，也抹不去他在多个领域展现的才华。落脚苏州时，苏曼殊担任教员，被称为“诗僧”；在绘画上，他融合了中西的绘画技法；他翻译《悲惨世界》，以中国社会为背景加以改写鼓舞改革，用文言体来表现拜伦的诗歌，凭借古典文化底蕴和外语能力创“曼殊体”；用一年时间掌握梵文，撰写《梵文典》，填补了佛教史空白，深入佛学真谛；他把伤疤隐埋在第一人称叙事小说《断鸿零雁记》中，打动了众多读者。他的小说《碎簪记》《绛纱记》《非梦记》都是典型的悲剧，语言华美，也被部分人认为“缺乏真实性和社会价值”。拮据时，他石灰掺饭，不舍得多用电灯；富余时，他大摆宴席，流连秦楼楚馆，坐着豪华马车四处游览。“激进与孤僻并存”是他的人生态度。个人以为，他的激进也是内心压抑的情绪反弹的结果，是一种精神上的放纵和自我虐待。苏曼殊的交往群体不是只有酒楼歌女，更多的是冯自由、陈独秀、章太炎这样的名士。夜游西湖时会想到中华飘零，担忧幻化成梦：革命者失败，好友失魂游走。他的民族立场鲜明，不轻易说日语。

　　在抑郁和脑流病的折磨中，苏曼殊去世了。他的尸骨埋于西湖孤山，和山水相依。虽是僧人，却始终多情，集悲悯、庄严、放纵、狂疏于一身，他就是苏曼殊，一个徘徊在红尘中，不知是沉溺还是超脱的人。在他的身上，人性与神性的双重印记不断隐现。“情僧”这个词很能展现人性的复杂，“情”与“禅”的冲突营构出内部张力。单纯的俗人、圣僧很多，对尘世难以割舍又虔信佛法的，唯仓央嘉措和苏曼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