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莹/文

　　一直以来，人们对《山海经》的印象停留在神话志异上，很难言说其所属门类。它的内容包罗万象，囊括地理、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等，实乃我国文献典籍的伟大著作，就连司马迁都在《史记》中感叹“余不敢言也”。对于厦门大学汪晓云教授来说，《山海经》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她在新作《一本万殊：<海山经>文化寻踪》中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海山经》才是《山海经》的原貌，“山”“海”二字的调换正是预示了“假正经”代替“正经”。

　　说到“圣经”二字，人们往往联想到西方的《圣经》，但其实早在古代，我国就已拥有自己的“圣经”，仅从《四库全书》而言，就多次提到“圣经”一词，郝经更是在《原古录序》中直言“圣经之余裔，斯文之命脉”，并称古今文章、万言千论皆出自“圣经”。显然，“圣经”在古代的地位非比寻常，但令人诧异的是，现在的人们对于“圣经”知之甚少，甚至闻所未闻。“圣经”在传承中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逐渐亡佚呢？这成了汪晓云研究的方向，并展开寻踪计划——她据古考今，激活古文含义，发现“圣经”并非“四书五经”，而是口耳相传的民间经典。在此过程中，她梳理了“圣经”的性质、主旨与内容，认为“圣经”就是改头换面的《山海经》，从根本上来说是帝王之书。“山”“海”位置不同，其义不同：“山”在“海”前为“扶阳抑阴”，隐喻尊王权；相反，“海”在“山”前为“扶阴抑阳”，隐喻尊民权。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海山经》才是真正的“圣经”，只不过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删减、歪曲了其中的内容，把它打造成为君权服务的《山海经》，这才致使二者寓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海山经》由此消失在民间，散落成零碎的字节。

　　既然《山海经》已在统治者手中盛行数千年，并植根于大众的记忆中，那么曾经的《海山经》能否再修复如初，它又有怎么样的文化内涵呢？为此，汪晓云倾注数十年之力，不仅深入浩如烟海的典籍，从知名、不知名的文献中搜罗发掘可用的材料，还走访福建、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等地，从各地建筑以及山水名胜中求索《海山经》的踪迹。所以，在她的文字中，处处透露着严密的逻辑和翔实的论据，学术性极强，让读者更能充分运用书中的信息，把握《海山经》存世的遗踪。在丰富的图片与文献中，汪晓云从枝节探源，以“阴阳五行”和“以气寓道”为线索，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纵深比较，点明了《海山经》的种种迹象。以典籍为例，她搜寻图录、地理、神怪、小说、历史等书籍，从细枝末节处寻求“连山”和“归藏”的遗迹，同时，她还在楹联匾额、石刻碑铭、寺庙宫观、戏曲音乐等处找到了真经隐而不彰的真相。

　　可以说，汪晓云本人对细节十分敏锐，就连经幢的刻字亦能发现有力的依据——她在大量的经幢上发现男女所刻人名数存在对立，里面所刻女性名字居多，凸显了她们的地位，其目的是用“阴”寓“圣人之道”。所以，在诸多案例的支持下，汪晓云将“圣经”作为基点，把典籍与现象尽数融入《海山经》的探察之中，构成了清晰连贯的思维脉络，揭示了书中的主旨——无数的文献典籍与文化现象都属于同源，那就是“圣经”，它们具有一脉相承、万变不离其宗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实现了对立与统一。

　　遗憾的是，书中仅从列举各种现象与文字来指证《海山经》存在的事实，但在论据上却出现明显的不足，如提到绘画与《海山经》时，作者只用“山海镇”一图来暗示“山”镇“海”、“人道”取代“天道”，却并无更多的绘画作品来立论，显然无力支撑自己的观点。另外，在分析的过程中缺乏材料的展开与应用，只是一味以“假正经”取代“正经”匆匆结束，未免有生搬硬套之嫌。但从整体而言，汪晓云的选题新颖，且有极大的发挥空间，无论是论点还是材料的选摘，都可见其缜密的逻辑和态度，从全新的视角引领读者走出《山海经》的误区，重新审视古代“圣经”的精华，领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