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宁/文

　　想了许久，还是决定将此篇书评以此命名，猜想作者用“潮起潮落”作为书名的一大原因，必定也是觉得无论是他笔下的浙江文人，抑或芸芸众生，人生起起伏伏，皆如潮水般起起落落。这本书聚集了多位与作者有过交集的浙江文人，讲述了众多鲜为人知的文人事迹。或“没权利放弃这使命”的冯骥才，或“才华横溢，性格倔强”的蒋梦麟，抑或是令作者愧对至今的施蛰存和被孤独“杀死”的徐迟等。

　　为经历过浩荡十年的人，写就一本“心灵史”；为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从文学创作，到文化保护，这是冯骥才“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透过只言片语，一个从花甲至古稀之年，始终在不停地为“使命”奔走的文化抢救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在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期间，一向反对学生罢课搞政治运动的他，在面对政府残害学生的暴行时，义愤填膺，给予学生同情与支持，对他而言“这就是担任一座大学校长的应尽职责”，他所撰写的《西潮》，影响了几代人对“西风东渐”的理解。但就是这样一位理念先进、才华横溢的文人，性格中的倔强因子也和他的才华一样突出——要续弦的想法，无论他人给出何等意见，全都不予理睬，最终也因此食得苦果。

　　感慨于无论曾经才思如何敏捷的艾青，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却只是个被病痛折磨成“风趣幽默、妙语连珠的艾青，影子全无”的普通老人；痛惜于晚年的徐迟“把主要精力转到了对人类产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一些神秘莫测问题的思考上”，他想借研究与创作摆脱孤独，未曾想反而加深了孤独感，最终老人被孤独吞没，在孤独中幻灭；心疼于戴望舒被打为“附逆文化人”，承受着妻子的误解与其对妻女的深切思想，滞留香港不得归的境遇；感动于黄宗英与冯亦代之间的相互扶持，互相陪伴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以“二哥”“小妹”相称的两人，谱写了一段美妙绝伦的黄昏之恋；遗憾于董鼎山与董乐山兄弟俩因生活于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观念，导致兄弟二人至死都未能将矛盾化解，和好如初；悲痛于何满子以“戴罪之身”回到故里，“一声何满子，落泪到君前”，何满子的典故如同命运的安排，但他的遭遇却又赋予了“何满子”新的意蕴。

　　作者在描述黄宗江的追悼会时说，“这场人生戏，在追悼会上以快乐方式结束”，乍看，矛盾至极——“快乐”与“追悼”竟被放到了一起，细细品读过后，方觉妙哉。黄宗江老先生一生嬉笑怒骂、谈笑风生，只有艺术才能体现出他生命的真正意义，如此，生命的逝去便也是艺术中的一种常态吧，又有何可悲伤？至于郁风，这个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家，这个说“美比历史更真实”的艺术家，就算在秦城监狱的囚室里，都能将草想象成树，青苔是草原，而手纸是蒙古包，正如作者所言“色彩、情调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的单调和寂寞而在她的心灵里消失过”。而沉迷于翻译的冯亦代老先生，数十年从事、迷恋着这件在别人眼中十分枯燥、索然无味的事情，他为此陶醉、自得其乐。他满足于寂寞，但也无比浪漫。在抗战初期的重庆，在这个乏味沉闷到难以忍耐的城市里，他通过书写对妻子的思念与爱意，度过了期待与妻子重逢的半年压抑生活。“对现实灰色人生采取蔑视态度的人，心里一定有着光亮在闪烁”，而这“浪漫”，便是他的光亮。

　　透过这本书，我们看到了文人们最为平凡质朴的一面，也了解了他们之所以能被世人所牢记的一面。与以往纯粹的讲述文人经历的著作不同，该书中提到的全是与作者有着或多或少联系的文人，从作者与他们之间的交往出发，来完成这一记述，一定程度上也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笔下文人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