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颐/文

　　近代中国风云变幻，政治变迁造成各阶级阶层剧烈变动。关于中国近世商人的研究，主要为两个方向：1.探讨中国资产阶级的萌芽及其软弱性；2.揭示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历史学者冯筱才认为其中有些问题。比如，“资产阶级”这个概念过于宽泛，党人、军人以及学生等政治旨趣相差甚远的群体都可包括在内；也比如，过度强调商人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所做的贡献，容易拔高他们的思想境界而模糊对他们的认知。

　　因此，冯筱才撰写《在商言商》一书，通过对1911~1927年间江浙商人行为与心理的剖析，重新解释商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观察近世中国政治演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全书上溯晚清国内政治、经济的演化，下探1927年之后商业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紧扣关键的十几年，强调回到实际的历史场景中去，厘清政治运动状况与江浙商人态度变化的联系。资料列明出处，数据图表呈现，以事实说话，以材料驳斥，句句有落实，每章附录详细注释，占到全书很大篇幅，且有所转引、有所阐发，与正文串连相配，有理有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何谓在商言商？冯筱才认为，商业发展有其内在要求，即有赖于政治的稳定与保障私有财产权的政经制度环境，这也是决定商人政治取向的根本。冯筱才提出“产权与秩序”的解释思路，从新经济史学角度倡导从制度入手，关注产权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达，根本原因就在于，私有财产制度基本被承认，商业经营秩序基本能保持稳定，但在民初的这段研究期间，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商人的被动反应。

　　辛亥革命爆发，江浙各地商人创建兵团主要出于自卫目的，商人的主要贡献在于对革命起事者的经济支持，比如承担筹集军饷、维持政府财政等工作，商人挽救秩序的努力有时亦会对政治产生影响。1913年之后全国商人反对“二次革命”，很大程度上出于商人对稳定秩序的维护，革命会带给他们巨大的损失。也因此，商人的政治取向里包含了对强权的企盼，他们有时主动支持某个政治力量是希望强权能够结束动荡的局面。从1912年到1928年，总共有超过1300个敌对的军事集团进行了约140次内战，战祸绵延，市场凋敝。1924年之前，江浙一带尚能保持大体稳定，此后江浙战争的爆发也将他们卷入祸团。从“五四”到“五卅”，商人在“爱国”与“私利”间一直存在矛盾。

　　从史料分析得出的结论，冯筱才认为政治变局里的江浙商人的反应，一言以概之，就是“被动”，是不得已而为之。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除了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还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轻商观念，商人的财产经常遭受政府、军队或民众的侵犯，在乱世尤其难以自保，追求利益的商业本性在动乱时局里也让人侧目，加剧商人奸诈的刻板印象。“商战”作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以“救国”为旗帜保护了民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迫使商人必须以此作为商业准则，而这种矛盾从长远与本质来看是违背商业规则的。

　　冯筱才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但我们须注意，任何个人或阶层都不能脱离历史而生。冯筱才描摹的是群体共相，没有鲜明的个体亮相，有些商人特别是领袖的表现，并不能就说是被动的，实业救国是张謇、穆藕初等民族企业家的出发点，爱国情怀人人有之，为此牺牲一定的私利是可以付出的代价，他们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所做的工作即使不是主动的、明晰的，也是值得肯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