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兵/文

　　前段时间，受非洲猪瘟影响，人们开始“谈猪色变”了。而在我的印象中，猪的憨态一直无辜地摇晃在猪圈里、村巷里。

　　我们这批农村70后，有几个没有参与到养猪这个家庭“宏伟基业”中来呢？那时，在村里养猪无疑是最大的经济来源。卖一头猪，或者是杀一头猪，可以赚得一两百元钱，用它可以摆平一年的余账，可以支付娃仔上学的所有学费，可以扯下布料为全家人做新衣……我至今可以历数猪所创造的无限“剩余价值”——感谢一头猪！

　　那时养猪，是真真正正的土养：买来猪崽，关在猪栏，猪草为主，米食为辅，通常要养一年以上才能出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句至理名言，用于那时的养猪事业，再合适不过了。于是乎，打猪草几乎成了我们每天的“必修课”。

　　把它比作“上课”，是因为它与上课一样，有苦，有乐，有智慧，有收获。

　　打猪草是件体力活。大家都知道，猪的食量很大，特别是在没有优质食料喂养的前提下，它完全是靠“草料”一两一两将膘肉“撑”上去的。为此，我们要担着畚箕，四下觅猪草。村边的田头埂尾已经一扫而尽，我们一行数人，你挑着担，我提着筐，怀着希望，向未知的领域出发，不亚于一次壮观的旅行。江南水乡，肥沃温润，杂花野草随处逢生。见到草源，我们没有争抢，反而呼朋引伴，凑一块，割的割，拔的拔，满地猪草堆积，怎一个忙字了得？

　　当然，打猪草也会苦不堪言。诚如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一样，打猪草也分季节。春天、夏天是打猪草的黄金季节。这时候，春风吹，夏阳照，万物生。漫山遍野的草儿，也可着劲儿钻出来，路边随手一抓就是一大把。这自不消说。最苦的是秋冬季节，叶落草枯，猪草当然也所剩无几。在我的记忆里，这时适宜做猪草的便只有田地里新长的“禾斑草”了。那是一种开黄花的草，一株一株地散在田里翻过的土坯上，或者是杂长在刚出苗的油菜地里。因为它贴着地长，不容易扯，通常要用铁钩，将其连根钩起。这种草，人也是可以吃的。听长辈说，在闹饥荒的日子里，人们就挖它们充饥。我寻思，那禾斑，莫非就是当年人们饥饿的泪滴？

　　打猪草也是件技术活。猪虽然命贱，但不是所有草都吃。并且，它会挑肥拣瘦。经过代代口耳相传，我们也知道哪些草猪能吃，哪些不能吃；哪些草猪爱吃，哪些不爱吃。如果条件许可，我们会选最新鲜的、最有营养的猪草打来给猪吃。但有些个猪草（比如红花草，学名叫紫云英），看上去很嫩，猪也喜欢吃，可是一吃多，准保坏事。因为这种草，嗝气旺，猪吃多了会胀气。症状轻一点的，厌食，几天不进食；症状重一点的，需要请兽医来开洞放气。

　　惊心动魄的开洞放气，让我们吃一堑长一智。但打猪草蕴含的无穷趣味，让我们乐以忘忧。其中最大的乐趣便是在田里撒野。打完猪草，我们并不急着回家，天气好的日子，太阳刚落山，晚霞铺满天，我们找一块空地，玩起“打梭”。那是力气活，也是冒险活。大伙分成两股，画一个圆圈，轮流用一根粗硬木棍，用力击打一根短棒，对手在远处接短棒。若能接住，便大功告成；若接不住，便要在短棒落地处将短棒扔回圆圈，这时，对方又可击打短棒，如此循环，最后丈量距离圆圈的棒数分胜负。有时，玩得累了饿了，我们就去邻村偷瓜果拔萝卜，可是又怕田畈里耕作的农人，胆战心惊；侥幸偷得几个，便拢在一起分吃，其味甚佳。

　　那时，我们是和猪一块成长的。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摸上去微微扎手的猪毛，依然会在某个瞬间，刺挠地抓住我的心，萦绕于我的思绪。这种刺挠，有别于“非洲猪瘟”对我的视觉冲击和味觉围剿。可是，我不可能再养猪，只能以美好的情怀，凭吊一头远去的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