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成/文

　　廖品仕在十六岁时收到中国美院附中的录取通知书，却被父亲揉碎丢弃。此后三十年，他辗转于裁缝铺、电镀车间、铣床之间，直到2005年才重新拿起笔。这部《咱们的世界》，就是他在温岭兵才模具厂铣床车间的机油与铁屑中，用圆珠笔写在卷边笔记本上的。

　　小说以山村“彩头地”为背景，围绕村妇程秋禾展开——因二胎生女与婆婆爆发矛盾，孩子被偷偷送人，秋禾被迫离家，一边务工一边寻女，最终在郜峰等人的帮助下找回孩子。

　　小说采用“城市务工”与“农村留守”双线并行。农村线展现留守者的孤独与守望，精神内核是一个“守”字——守家、守根。城市线以程秋禾为核心，她从山村进入城市从事家政行业，一路遭遇婆媳矛盾、子女教育等困境，却始终以“勇于挑战”的姿态前行。她不是被城市吞噬的悲剧人物，而是从乡村伦理中汲取力量的新女性。城市不是农村的终结者，而是其延伸。两条线从平行走向交织，在互动中探讨“咱们”何以成为“咱们”。小说处处流淌着“爱”与“情”的暖流，作者视其为化解隔阂的良药。正如罗曼·罗兰所言，“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这种双线叙事的有效性，在于廖品仕本身就是一位“双线生活”的经历者。他不是坐在书斋里构思城乡对立，而是在车间的轰鸣声中书写自身所处的分裂世界。

　　小说刻画人物较少依赖叙述，而通过大段心理活动和抒情议论展开。主人公程秋禾被形容为“像深山里一滴寂寞的水滴”，渴望“汇入大江大河大海”。据作者自述，小说最初打算以自己为主人公，最终却转向了一位在上海做家政的四川女子。从“我”到“她”，作者将目光从自身伤痛投向更广阔的人群。书名定为《咱们的世界》而非《我的世界》，体现的正是这种“寻找共在”的努力。当一个人被生活揉碎过，重建自我的方式往往不是孤绝的英雄主义，而是在与他人命运的联结中找到坐标。

　　程秋禾形象的核心特质，可以用“困境中的明亮”来概括——“哪怕双手沾满柴米油盐，眼里仍有星辰大海”。廖品仕在后记中写道：“不要再为昨天失去的事物感到悲伤，而要一直努力追寻未来的光亮。”一个铣床工人在轰鸣的车间里用笔构建“咱们的世界”，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人物精神的最好注解。程秋禾既是文学形象，也是作者精神人格的投射。

　　细节上，女主人公取名“程秋禾”，作者解释：“稻谷是秋天的，黄灿灿的，代表着丰收。”这不是书斋里的雅号，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名字。小说中，郜峰对秋禾说：“咱们，一起努力！”秋禾的心理活动极为细腻：“这两个字，仿佛带着对方的体温，一下子融进了她的体魄与血液之中。”从“我”到“咱们”，一字之差，是从孤独到连接的跨越。

　　开篇也有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婆婆得知秋禾二胎又是女孩后，“脸上的神情瞬间凝固了，她的心如同掉入了冰窟窿”。转身“撩了一下耳边的头发，靠在墙根喘息着”——这个掩饰性动作里藏着失落与眼泪，作者没有跳出来议论，而是让细节自己说话。

　　廖品仕对故乡的书写十分动人。彩头地的原型是他的老家杜坑村，那里有“青青的石板路，两棵古枫树”，这些景物不只是背景，更是人物情感的外化。

　　廖品仕的文学养分更多来自生活而非经典，这让他的细节有时质朴有余而克制不足，但恰恰是这种“非专业”的写作状态，赋予细节一种未经打磨的粗粝感。婆婆凝固的神情、秋禾听到“咱们”时的震颤、故乡石板路上青苔的颜色，都是从生活缝隙里打捞出来的光亮——这种沉入细节、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写作，正是这部作品最值得珍惜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