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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米饭千年梦

——读《江南老味道》随笔

  李舟生/文

  《江南老味道》是王向阳一部专写饮食的著作,最近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向阳离开家乡四十年,写的却始终是那个小山村,尤其是童年与少年的生活。《江南老味道》也保持了他写作的一贯风格和特点:以自己的视角,以自己的经历,书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家乡,家乡的面食杂粮、菜肴瓜果和羹汤糕点在他笔下一一呈现。《江南老味道》对于王向阳来说,是“忘不了的滋味,解不开的乡愁”;而我这个读者与他同为浙江人,但其中大部分食物是第一次见闻,算是见识到了。

  但最让我感到熟悉的、触动我许多回忆并引发好多感想的,是首篇《白米饭,喷喷香》。

  白米饭是神州大地上共通的食物,更是江南一带的主食。江南人的日子,是拿大米一天天堆起来的。

  《白米饭,喷喷香》以一首儿歌开头,“白米饭,喷喷香,农民伯伯种的粮”,接着写,“每当听到小孩子唱起这首悠扬动听的儿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童年时代,那时我老想着有朝一日能敞开肚子吃白米饭就好了”。

  读罢首篇的第一段,我就明白过来了,这部著作不只是简单地写“物质的粮食”“口感的味道”,而是包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包含着风俗、人情。

  王向阳写乡人对白米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把白米饭当作祭品:“每当新谷收获,碾出新米,妈妈就会烧好香喷喷的新米饭,盛好两小碗,一上一下合成一碗,叫作合上饭,也叫和尚饭,供奉在灶君的神龛前,点燃三炷清香,躬身下拜,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说实话,我们当地似乎没有这个风俗,起码我没经历过,也没看到过,但我读来,感觉特虔诚,也特庄严——最让我感动的是,把吃的大米放到了崇高的地位。

  但在那个“20世纪70年代”,大米是稀缺物资。“厨娘很在乎大米涨性好不好,烧的饭多不多、够不够吃,而不是软不软、糍不糍、好吃不好吃。”这里写了在白米中掺入剩饭的习惯。这让我想起我们这里以前也有这个“烧饭习俗”,把剩下的饭称之为“冷饭娘”:即使这顿烧的饭没有多余的,作为主事者、大多是家中母亲,就是饿着肚子也要剩下点饭。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冷饭娘”具有“发酵”功能,能让下一顿烧的饭“有料”。谁都知道“清水落白米”烧的饭好吃,但“出产率”不高。

  关于食物的“数量”和“质量”,我又想到了大白米换番薯丝的往事。我的家乡是河道交错的水乡,除了种水稻,再没有别的正经出产。生产队分的稻谷不够吃,几户乡邻与温州永嘉的山民建立了长期的交换关系,以每100斤大米换80斤番薯丝。这笔账,今天看怎么都算不过来,当年却人人都认:谁都知道白米口感好,有营养,经济价值高;而番薯丝虽为粗粮,但番薯丝会“涨水”,烧起来“料大”,容易填饱肚皮。

  王向阳讲到了“米不够,菜来凑”,讲了他家和乡邻吃饭的艰难,包括村里有些人家以早睡、多睡来抗饿的故事。我记得有句俗语,叫“缸底有米,心里不慌”——那时人们对生活的期待何其低。还有两句俗语,一句叫“五月荒”:旧年的谷已见缸底,田里的早稻还青着,要等到七月才登场;另一句叫“荒年加闰月”,则让人更惊慌了。

  我家是城镇居民户口,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吃米簿”,吃饭有了保障。但吃的“政府米”一是黑,烧饭或用饭盒蒸饭前,洗了一遍又一遍,这水先是黑黑的,然后还是青灰色的;二是糙,吃来口感口味相当不好。当早稻收割上来,农民邻居端着新米烧的饭出来吃,看上去雪白雪白,又是那么细腻,叫我多么羡慕。我家吃上“政府米“并不就能放开肚皮吃:记得我小时跟随母亲在外读书,单位食堂是打饭,当我吃了母亲打来的二两或三两饭还没饱时,就扭扭捏捏说,我,我还要……母亲就一个劲地问:还没吃饱啊,真的没吃饱啊……可就是不给打饭,我也只好说,饱了,饱了。母亲是能省则省啊。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取消城市居民粮食定量供应制度。这不免让人失落,也让人担忧未来,但事实证明,取消“米簿”,我们天天吃上了以前只有农民才能吃上的白白的细腻的新米,而且敞开吃,不用担心额度。也正如王向阳在这篇文章最后写的:“如今生活好了,白米饭随你吃,但医生又再三嘱咐,上了年纪,要管住嘴,迈开腿,少吃饭,多运动。”这真是幸福的烦恼。

  网上有种说法:“我们饿了五千年,如今安稳吃饱三十年。”尽管贫富差距还是存在的,有些地方甚至比较严重,但大面积、普遍性的饥馑,已经退出了普通人的日常。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有碗饭吃,是历史长河中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也是千年的梦想;如今新的一代不知道饿肚皮是怎么样的难受。从“有没有”,到“够不够”,再到今天医生叮嘱的“别多吃”——这大概就是千年梦醒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