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文

　　合上《长恨歌》，我坐在窗前许久。时间究竟有多可怕？它能把一个上海小姐变成弄堂里打针的王医生，能把四十年的光阴揉成一团，塞进一间狭小的亭子间。

　　王琦瑶从十八岁走到五十八岁，从爱丽丝公寓走到平安里弄堂。读这本书，像看一个人在时间里慢慢沉下去，起初是扑腾的，后来是漂着的，再后来，就沉了。

　　王琦瑶有过光的。十八岁，上海小姐第三名，照片登在报纸上。李主任的车停在弄堂口接她，住进爱丽丝公寓，地毯厚得踩下去没声音。他给她金条、体面、暂时的安稳。不过是一只被养着的金丝雀。那时候，她以为日子就这样了，可李主任的飞机坠毁了，公寓空了，什么都没抓住。

　　再回到上海，王琦瑶住进平安里。她不再是“上海小姐”，只是一个给人打针的王医生。可即便如此，她还是要梳好头发，要在窗前置一束花，要在黄昏时看鸽子。她放不下的从来不是哪个人，是曾经发着光的那个自己。

　　她这辈子遇到过四个男人。程先生爱了她一辈子，可她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他。她是那种女人，被爱着的时候心安理得，等那个人不在了，才发觉那点暖意是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程先生死的时候，王安忆只写鸽子在飞，一点一点的，不知飞往哪里。正是这种不写，反而让人心里空了好久。

　　康明逊是她真正爱过的。没落富商家的儿子，温文尔雅，也温温吞吞。他给不了她婚姻，只给得了一个孩子。他走的时候，在弄堂口站了一会儿。王琦瑶在楼上看着他的背影，没有叫他。那个背影走了，就是一辈子。

　　后来是老克腊。一个八十年代的怀旧青年，把五十多岁的王琦瑶当成旧上海的标本。她明知道他是来“参观”的，还是动了心。最后他要走了，王琦瑶把金条摆出来想留住他。可金条是硬的，心也是硬的。硬碰硬，碎了一地。

　　然后就是那个杀她的人。一个无名无姓的过客，为了那盒金条掐死了她。王琦瑶死的时候，王安忆只说她“像睡着了一样”。一个在时间里漂了四十年的人，终于沉到底了。

　　王琦瑶到底有没有幸福过？好像有过，被李主任养着的时候，和康明逊相爱的时候，在平安里与友人围炉吃年糕的时候。可这些“有过”都存不久，像握在手里的沙，眼睁睁看着它漏光。她五十多岁仍穿旗袍、用杏仁霜擦脸，与其说怀旧，不如说她不承认时间已经走远了。

　　王安忆的笔法细密到近乎唠叨。一个黄昏能写三页，一件旗袍的料子能写两页。可正是这些琐碎，让你“住”进了王琦瑶的世界，和她一起坐在平安里的窗前，看暮色从弄堂那头漫过来。

　　书名叫“长恨歌”。可王琦瑶的“恨”不是恨谁，甚至不是恨命。每一个浪头打过来，她都在，没死，还在洗脸、梳头、过日子。你说她不认命，她什么都接受了；你说她认命，她又从没放弃过什么。她就是漂着，被水流推着走。漂到最后，岸没到，人也散了。

　　读《长恨歌》时，我不禁想起同样写上海的张爱玲。张爱玲看上海是冷的，一袭华美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虱子；王安忆写上海是暖的，像一件洗旧了还舍不得扔的棉袍，贴身，不透风。这不同藏在两个人的来处。张爱玲生于民国，父亲守着旧家业，母亲远走欧洲，她是在日渐衰败的家庭里长成的。王安忆生于1954年，有一个作家母亲茹志鹃，下乡插队迷茫时，是母亲一封封信鼓励，一部部名著寄来，让文学的种子没有在荒芜里枯死。一个在废墟里摸爬，一个被人托举着。所以一个冷，一个暖。

　　合上书，窗外的天已经暗了。我想起书里那句：“她扮错了角色。起首一句错了，全篇都错。”可读完整个故事，我反而觉得，人生哪有那么多“对”的角色可以扮演。大多数人是一边扮错了，一边把那个错角色演到了最后。王琦瑶就是这样一个人。你会想好好活一活——哪怕时间不肯饶过你，也要在黄昏时分站到窗前，把头发梳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