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连清/文

　　说起麻糍，我便想起记忆深处弥漫着麻糍香气的年关。如今，浸染乌饭汁的麻糍，仿佛把整座山的春天都揉进了糯米团。

　　这味道，年年如期而至。

　　去年农历四月初八傍晚，我途经椒江区白云街道岙里缪小区。

　　“哎，这第60幢后面在做什么？”我纳闷。只见一间屋后，五六个人正围着炉灶忙碌。炉灶火势熊熊，蒸笼热气缭绕，在墙上织就一幅青灰色的纱幔；捣臼声声，糯米在石槌的捶打下逐渐柔软，恰似岁月在石臼里慢慢发酵；整个场景将暮色晕染成一幅被草木清香笼罩、水墨氤氲的画卷。询问后得知，原是岙里缪人正在制作乌饭麻糍。

　　这香气，不是寻常粉食的甜腻，而是山野草木在沸水中苏醒的清气。它是“文化之河”在舌尖泛起的、最古老的一圈涟漪。

　　乌饭，是台州百姓的通俗叫法。它生长在江南山中，是小灌木，属杜鹃花科，也叫乌饭树、山米树、饭筒树、南烛树等。百姓做美食，取乌饭树的叶子，这叶子也叫乌饭叶、山乌饭、南烛叶，当地方言称“山炒米脑”。《本草纲目》记载：“南烛，七月开小白花，九月熟，则紫色。”李时珍笔下的南烛叶，在泛黄纸页间守望了四百年。

　　春季，山乌饭树叶生长繁茂。人们采摘嫩枝叶，洗净后加少量水捣碎取汁。做麻糍的主料是糯米，常会加入少量粳米。取好叶汁后，将米倒入汁中浸泡。糯米在靛蓝汁液中沉浸，染透了山魂与晨昏，泛起的色晕里，有整座括苍山的呼吸。接着，放入蒸笼，用猛火蒸20分钟即熟。蒸熟后倒入捣臼捶打150次，耗时约20分钟，再放在木板上反复搓揉。揉好后，撒上松花粉，用擀面杖擀成半厘米厚，切成约15厘米宽的长条，在中间放入馅料包裹成卷。

　　你看，乌饭麻糍一卷一卷，外表乌润油亮，裹着松花粉的金黄，捏在手中松酥柔软却不粘手，令人垂涎。它口味集甜、滑、香于一体。甜得“和酸若苦”，清幽不腻；口感滑糯，软软韧韧；咬在嘴里，独特草木清香弥漫开来，唤起全部味蕾。

　　我的朋友南庐先生，长期住在椒江海门老街，是民间职业画家。他因劳累奔波，积劳成疾，与世长辞。离世前十多天，他自知时日无多，便把妹妹叫到跟前，嘱咐她做些乌饭麻糍，说吃着它死去，该多美好。

　　妹妹做好后送到床前。南庐吃得很慢，妹妹想起小时候哥哥总把第一块新做的麻糍给她吃，自己只舔舔手指。这，不就是一把37℃的“体温之钥”吗？它在兄妹间流转一生，从少年的手心，传递到弥留者的唇齿。食物会冷，但这把钥匙，至死都是温热的。妹妹别过脸，怕他看到自己眼眶打转的泪水，轻声说：“哥，慢点吃，还有呢。”看他吃得有滋有味，妹妹一阵欣慰，只想让他多吃一口；看他夹着乌饭卷递到嘴边，生怕它掉，又怕他噎住，不由得捏了一把汗，因为他极度虚弱。好不容易，咀嚼能力极弱的南庐，终于吃下了一顿乌饭麻糍。此刻，妹妹的泪珠坠入青瓷碗，在红糖汁里漾开——这是最后的晚餐，亦是永恒的愁思。吃完麻糍，他静候离世，以为生命即将落幕；可几日过去，仍安然在世，便静静等着。南庐先生等着乌饭麻糍的余味，连死亡都愿意多等几天。

　　麻糍的甜，竟比时间更绵长。

　　半个月后，他溘然长逝。

　　这也算伴着故乡美味，安然离去。

　　我常想起南庐先生吃最后一块麻糍的样子。一个人能平静地用最爱的故乡之味与世界告别，何尝不是一种圆满？它提醒我，有些味道能穿越生死，是因为它包裹的，从来不只是食物。

　　人们最初做乌饭麻糍，并非给自己食用，而是招待“嘉宾”——牛，自己只是顺便品尝。

　　《台州外书》记载：四月初八，俗称“牛生日”。《台州府志》亦载：“四月八日，浮屠于是日浴佛。人家取南烛叶染饭作青色以相馈，谓之送乌饭。”这天清晨，晨露未晞，农人走进牛栏，捧着乌饭麻糍喂牛，给牛过生日。

　　在农人眼中，牛最辛苦，也最忠诚。“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先前耕地都用牛，后来被拖拉机替代，牛退出了田间。牛虽退出，但做乌饭麻糍的习俗保留了下来，演变成地方风味美食。我们享用它时，不能忘记其本意是为牛。

　　从慰劳耕牛到祭奠逝者，再到满足生者，这便是一把“融合之钥”在人间最朴素的咬合与转动。它将人对牲畜的感恩、对亡者的追思、对美味的享受，咸涩与清甜，都揉进同一抹靛蓝与糯韧之中，成为水乡文明在舌尖上的一次完美合流。

　　一片乌饭麻糍，连接生与死、人与牛。它的演变，如同月河静水深流，源远流长。在横峰水畔的食单里，大多承接水的润泽，而它凝聚着山的魂魄。这山魂经由人的手、牛的胃，最终沉淀为如水般的、恒常的温暖，流入血脉，完成另一种形式的“水乡涵养”。

　　黄昏时分，我路过一片麦田，看到一头老牛悠闲地甩着尾巴，啃着陌上鲜嫩的春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