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奎/文

　　业余时间在生活中占比多少？若细算起来也是惊人的。业余时间所做的“营生”，能结出硕果吗？与本职工作发生冲突吗？这些萦绕心头的疑问，我在长生的新作《生命的礼物——长生心语》中找到了答案。

　　长生多年来研究心理学、哲学及传统文化，他善于思考，社会阅历丰富，敏锐地洞察当代人的精神需求，将思考与感悟以“短评”“随感”“杂记”的形式记录下来。这种写法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鲜见，中国作家老舍、英国作家威廉·赫兹里特、德国作家瓦尔特·本雅明等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闲言碎语”。

　　这部作品聚焦生命意义的思考与探索，长生以乐观豁达、真诚友善的心态观察生活、分析问题，启发读者在事业发展、家庭经营与子女教育、自我成长等方面找到路径与方法。“真正的利他，并不是牺牲自己或者忽视自己，而是相信在生命与生命的联结中，付出与收获终将形成循环，从而建立我们自身的价值体系。”长生这一观点，我非常赞同。当代年轻人擅长通过网络处理生活中的大小事务，却弱化了主动构建社会支持系统的能力。其实，面对人生不确定性的最好办法，也许不是变得强大，而是与他人建立多维度的、深层次的生命联结，这种联结如长生所言，“不仅是生命能量流动的管道，也是一个人生命价值的依托。”如此，当人生陷入低谷时，才不至于一蹶不振，也有余力去重建生活。

　　与长生是“文学发小”，年轻时我们都在莲城普兰店工作。莲城文学青年多，大家身在不同领域，白天上班，晚上写作。长生擅长诗歌，也写散文。当时，我在报社编辑副刊，也算是长生的责任编辑。副刊版面向来少不了诗歌，那些偏居一隅的分行文字，总是格外吸引读者的目光。如今回忆一代年轻人对诗歌的热爱和虔诚，我仍是感慨万千。青春与诗歌的相逢，如蜜里调油、鲜花着锦一般浓郁而绚烂。

　　早些年，普兰店是一个县级市，报社与电视台、书店与图书馆，一样也不少。这座城市的景致与氛围，若要用一首诗来描绘，莫过于木心的《从前慢》最为贴切。特别怀念写诗的日子，那时候大家都不好意思说“写作”，即使我在报社做编辑，也觉得“写作”一词太庄重，哪是我们这些在社会上跌跌撞撞的“小嫩茬子”所能担待的。那些大作家，像坐拥万顷良田、胸藏韬略的庄园主，而我们不过是在自家门口开辟了一爿小菜园，殷勤地耕耘浇灌，纵然收获微薄，内心也乐观满足。那个年代，街头的绿邮筒非常醒目，我们常在邮筒旁相遇，手里攥着几个沉甸甸的信封，这是要寄往远方报刊的稿件。每个人心中都藏着小小的骄傲：除了赖以为生的本职工作，我们还掌握着写作技能。那时候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或出版作品，实现当作家的梦想。

　　似水流年，我们久未联络，不知是否已在人海中走散。微信诞生了，通讯录里的联络人一键转为微信好友。科技重塑生活方式，我们重新看见彼此，也窥见对方的精神世界。

　　长生开设了个人公众号，更新频率不算高，却保持着稳定的传播节奏。长生从事监狱管理工作，职责可谓重大，但他不曾放弃写作，这让我心生敬意，也颇感欣慰。后来，每天早晨在他朋友圈品读“早安帖”，那些简练流畅的文字，如春风拂面，又像耳畔叮咛，让奔波的脚步缓下来，思忖、反省、顿悟，悄然校准人生的航向。

　　长生的写作，赶上了两个“好时候”：文学启蒙与文学起步始于20世纪80年代校园文学火热时期，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爱上文学，这一生的精神寄托就有了着落；进入新世纪，“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长生将多年来的写作成果整理出版，这部作品既是献给读者的，也是献给他自己的“生命的礼物”。

　　20世纪80年代，长生在新金县（今普兰店区）第二中学读书，当时的新金二中，每年都有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是辽南地区赫赫有名的重点高中。长生是保送生，承载着全村的希望。在长生眼里，城乡中学的差异除了升学质量，最鲜明的就是城市学校拥有文学社。新金二中很早就成立了“新蕾文学社”，长生曾担任文学社社长，他对这段经历始终难以忘怀，对恩师曾祥明、郑红更是无尽感激。两位恩师既是热爱三尺讲台的灵魂工程师，也是钟情于缪斯女神的写作者。曾祥明擅长写杂文，以如椽之笔，畅谈人生百态，剖析社会现象，笔触犀利，擅长以建设性思考探索出路，是深受读者喜爱的杂文家。郑红能够驾驭多种体裁，笔酣墨饱，斐然成章，是辽南地区不多见的才女。这对伉俪是深受学生爱戴的教育工作者，那些语文学得好、具有文学灵气的学生，经过他们的点化和培养，都走上了写作道路。长生也是他们的亲炙弟子，恩师的教诲，如故乡的风景，始终在心里珍藏着。

　　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文学是伴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诞生而出现的一道风景，也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解放、经济活跃的改革开放背景下，80年代的校园文学空前繁荣，几乎每一所城市中学都有文学社，并且主办一份文学小报。小报采用刻板油印工艺，魏碑或仿宋的秀雅字迹，配上朴拙简洁的题花，散发着油墨特有的迷人气息。当年在校园里，若能得到一份文学小报，不夸张地说，简直是如获至宝，白天黑夜反复品读，内心世界仿佛是被小雨浸润的土壤，总会生发出一些思想与情愫。这样的读物，在今天看来是那么简陋寒酸，但在当时的学生们心中，却是极其神圣的。如果能在上面发表一篇作品，那可是莫大的荣耀。前些年，我在《海燕》文学月刊社做编辑时发现，国内一些知名作家无论发表过多少作品、获得过多少重要文学奖项，在个人简介中仍会提及80年代的校园写作经历：或是担任校园文学刊物主编，或是在校园文学小报发表的作品荣获大奖。这些经历不仅在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特定文学思潮的源头。没有哪个功成名就、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会对校园写作这段经历弃之如敝履，反而都会像长生一样津津乐道，视为求学时期的重要经历，为青少年时期的心灵成长奠定基石。

　　如此细致地梳理校园文学的发展历程，无非是想说明一个事实：一个人在少年阶段积累了练笔、发表或获奖的经历，文学的基因就深埋于生命之中。

　　大学毕业后，长生踏入警界，业余时间钻研诗歌写作。大量的练笔之后，长生开始在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发表作品。长生说，一首诗若为读者带来美的熏陶和思想的启迪，对作者来说是莫大的快乐和褒奖。即使过去了若干年，我还记得长生当年创作的诗歌以乡愁题材居多，不曾走远，这乡愁从何而来？是诗人骨子里的良善，让他对迎面而来的“仆仆奔走的行人”、擦肩而过的“血汗涔涔的劳动者”多了凝视与回眸。这悲悯与伤感交织的心情，只有倾注于笔端才能得以纾解。

　　长生创作《生命的礼物——长生心语》这部作品，背后蕴含着双重的时代背景：一是“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二是人工智能写作“取代论”甚嚣尘上、引发普遍焦虑之时。“新大众文艺”由《延河》杂志在2024年率先提出。简单地说，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人民大众从单纯的文艺欣赏者转变为积极的创作者，这种文化现象被称为“新大众文艺”。2026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学界将这种新型的文艺生态，视为继承中国文学“人民性”传统的创造性实践。

　　在“新大众文艺”的感召下，当年如长生一般热爱写作的“文学中年”率先呈上了自己的作品。是的，他们从未真正搁笔，即使因工作繁忙暂别写作，那份文学情结也不曾中断。他们以自身的创作实践为“新大众文艺”作出了生动注解：文学与写作，是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

　　长生说，我们在人工智能全面参与生活的背景下，来探讨“新大众文艺”更有意义和价值。人工智能何止是改变生活，它分明是颠覆世界的工具。我们为之惊讶和赞叹，同时也被巨大的焦虑反噬。我们擅长的、赖以为生的本领要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吗？科技的伟大潜力，总是伴随着深刻的风险。事实是，若过度地依赖AI，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文字基本功，将会被全部废掉。“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提出的哲学命题，这就可以理解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真切感受——写作是发生在我身上最重要的事情。思考兴趣和思考能力，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学养深度和人格魅力。如果这些能力被AI废掉，就如同被抽走了灵魂，还有何乐趣和价值？庆幸的是，“新大众文艺”思潮兴起，各行各业的人开始书写自己的生活，写作不再是文人的专利，也是普通大众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长生说，传统作家要深入生活采风，才能创作出真正感人的作品，如果大家都能掌握写作技能，记录所投身行业的发展变迁，将会写出多么生动鲜活的故事来。这些故事汇聚起来，如微光成炬，这不就是中国故事嘛。

　　长生曾兼任辽宁监狱教育改造讲师团副团长、心理矫治课题组组长。《生命的礼物——长生心语》这部作品，既是他的工作成果，也是他的创作成果。一个人若有终身学习的兴趣，勤于思考和练笔，必然会“反哺”工作。写作与工作，从来不是冲突的，在相互托举中抵达更开阔的精神疆域。长生说，写作的本质是真诚生活，只要我们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人工智能便无法取代我们无比钟爱的“我手写我心”式的精神生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寻觅片刻静谧时光，从容书写对生活的眷恋与思索，让个体书写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在岁月长河中留下一缕波光。

　　早些年，因一桩公益事务，我与志愿者一同拜访某位领导。走进那栋庄严肃穆的大楼时，心中不免忐忑，给长生打电话请教如何沟通。长生说，这位领导年轻时写点东西，你们放心去谈吧。这个细节，当时令我感慨良多，多年后也常常思量。从长生的这句话里，我读出了两层深意：其一，他内心始终珍视文学的价值与写作的意义；其二，人心终究趋善向美，亲近文学、尊重文学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与修养。

　　——这件小事儿一定要记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