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凌红/文

　　初识“非虚构写作”，我脑海中常浮现游侠形象，他们行走四方、记录异闻。然而，真正深入琐碎真实的生活的现场，用人文的笔触把握时代脉搏，需要极大的诚意与深厚的阅历。

　　作家梁鸿二者兼具。十五年前，她凭借《中国在梁庄》让“看不见的中国”显形。她在后记中说：“‘我’是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逃离、界定、视而不见、廉价的乡愁、沾沾自喜的回归、洋洋得意的时尚、大而无当的现代……我们都是这片风景的塑造者。但很多人或许没真正听懂她心底的声音：“我想写出生活本来的模样。”

　　在《要有光》里，梁鸿将青少年心理问题郑重提上议程并付诸笔端。这背后，是她鲜为人知的内在“纠结”——自我否定与自我坚持间的挣扎。她曾说：“我好像天生只关注自己关注的东西，就像多年前在农村奔跑的野孩子，认准的事一定要按我的想法来……”面对亲子关系和教育困惑，她不仅查阅资料，还走向田野，用亲身实践和真诚倾听赢得读者与当事人的信任。

　　一位读者留言：“《要有光》救了我。”他说，读完这本书及相关报道，自己开始放松，虽不知前路，但找到了与孩子相处的方法和可能。

　　这种方法与可能，源于写作者打破自我与社会的成见，甚至打破“判断”本身。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抵达真实。梁鸿认为，每个人内心都有完整的认知体系，既是个体“偏见”，也是人之常情。她追求的是尽可能洗刷掉偏见、知识背景和情感预设，以赤诚书写、贴近。

　　古人云：“画山者必有主峰，为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笔，为余笔所拱向。”对梁鸿来说，若能通过文字贯通天地、“先立其大”，文章便有核心与主线。在《要有光》中，她借助空间转换串联故事，呈现不同孩子在相异环境中的细微变化与真实状态。

　　寻访“失控”青少年的旅程艰辛。梁鸿来到滨海，住进离阿叔补习班最近的地方，与当地人朝夕相处。阿叔是心理咨询师，他创办的补习机构日渐式微，却凸显了他作为倾听者的价值，孩子们愿在此敞开心扉。

　　若不翻开这本书，很多人不会知道，正是梁鸿在阿叔补习班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倾听，赢得了雅雅、敏敏等孩子的信任。一张书桌，这边孩子们学习，那边梁鸿打字、阅读。累了，就一起休息、聊天。有时，她还和孩子们一起接待来访家长，聆听他们的困惑与期盼。

　　在这个喧嚣、人人步履匆匆的世界，倾诉渴望愈发强烈。每个人都渴望被听见、被看见。所以，非虚构写作的意义，或许在于最大限度接近真实、抵达现场，在常规生活外寻找被忽略的角落，见证写作者内心蜕变。

　　《要有光》采用类似全知视角的第三人称叙述，这是艰难尝试，也是梁鸿写作面临的挑战。这种结构性与技巧性处理，体现了一位作家深入文字、超越自我的自觉与勇气。

　　爱是什么？或许是呼唤，是相互倾听，是抵达彼此内心的努力。生命属于自己，力量源于自身。我们要慢慢找到这股力量，继续前行。正如书中的吴用所说：怀着创伤前行。尽管一生难免挫折与创痛，我们仍要突围，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这，或许正是《要有光》给予我们最珍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