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成/文

　　读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温岭籍诗人张于荣先生的长诗集《与一条船谈论大海》，我心潮难平。这不仅是一场文学的邂逅，更像一次精神的洄游。循着诗人用词语编织的航线，我回到了浸满咸味与闪烁着渔火的故乡石塘箬山。诗集由十二首长诗和一部诗剧组成，分为“溯洄”“渊源”“具象”“在场”四个篇章，在我熟悉的渔村、渔民与渔业之上，构建了一座既通向远古又映照当下的精神灯塔。

　　诗人并非远观的歌者，而是“亲海劳作者”中的一员。他生于斯、长于斯，对这片海与人的命运有着骨血般的体认。他笔下的海，不是被浪漫化的景观，而是一个充满生命辩证的哲学现场。这让我的阅读体验从对故乡风物的怀念，升华为一场关于生存、记忆与身份的深刻沉思。

　　张于荣先生最根本的突破，在于彻底扭转了传统山水诗将海洋“景观化”的范式。他没有站在岸上描绘海的壮阔，而是将书写的主体交付给了一条船。诗集的题眼“与一条船谈论大海”，揭示了一种全新的关系。船不再是人的工具或海的点缀，而是一个独立的、具有生命和记忆的对话者。这条船，是无数讨海人命运的浓缩。在茫茫大海上，这条看似渺小的船，因其承载的生命的意志、对鱼汛的期盼、风浪的凶险、丰收的欢愉与归航的疲惫，成为“主宰天地的唯一力量”的隐喻。

　　“寂静，等于一种生长……一旦被风吹鼓/定会发出烈马的嘶鸣。”整首诗如同一个精致的能量守恒装置，前半段不断收纳散落的日常碎片，后半段通过风的隐喻将其转化为势能。当静止达到临界点，那些看似被驯服的材料突然显现出野性的本质，这才是诗人与船谈论大海的真正核心。

　　“鱼类安慰了大海和渔者……我的心，略小于大海。”诗人以“鱼—渔者—海”三元结构，构建了一个动态的生死平衡系统。渔者之死是“在海里的另一种重生”，鱼亡则通过滋养渔者完成能量转化，而大海始终以“不死”的容器姿态承载所有变迁。最精妙处在于收束时的尺度变幻，“我的心，略小于大海”。这颗既承载着对众生的悲悯，又清醒认知自身局限的心，恰恰因“略小”于大海而获得测量无限的可能。

　　张于荣先生像一个人类学家和诗人合体的“海洋考古者”，用诗歌凿开了大海蔚蓝的表象。在《延绳钓简史》中，那纤细的绳线丈量着人类欲望的深度，也标记着自然馈赠的边界，每一次收线都是对蔚蓝的短暂拒绝，也是对自身命运的永恒质询。诗人通过“护犊之心”这一意象，不仅刻画了渔民与海洋之间超越功利的情感羁绊，更塑造了一个在流动疆域中行使父性守护职责的现代海王形象。

　　《银鲳研究》几乎是一部银鲳的“生命全史”。诗人以科学观察般的精准与神话般的想象，描绘银鲳从越冬、洄游、产卵到索饵的完整生命周期，赋予其神性的光辉。但诗人并未止于礼赞，他尖锐地揭示，这美丽的洄游之旅，终点常是“网伏击”的猎场。产卵场在蜂拥的渔船马力算计下被“掏空”，最终“长成墓碑”。这种对现代渔业暴力的凝视，充满了深切的生态忧患。诗人在此完成了一次深刻的生态诗学建构，他将渔场的崩溃从简单的环境议题，提升至存在论层面的共同困境。

　　诗集也是石塘生活的“地方志”，它镌刻了我们赖以辨识故土的一切文化和地理坐标。空间记忆，里箬的古村、鳞次栉比的石屋、清澈的水井，这些地标在诗中苏醒，成为族群记忆的容器；民俗活态，镬火的温暖、大奏鼓的狂放、七夕习俗的虔敬，这些非遗不再是表演项目，而是族人“用红圈白脸取悦山水”，与先祖和自然沟通的鲜活仪式。

　　“我年少时最盼望过小人节……我熟悉她的脸/却记不起她叫什么名字。”石塘的七夕习俗“小人节”，不仅是一场民俗仪式，更是一个生命坐标。它通过个体经验的嬗变，揭示了传统节日如何在代际之间悄然转换其意义，成为一种流动的文化血脉与精神脐带。

　　这一切具体的书写，最终指向一个宏大的主题：为一个跨越数百年的迁徙族群立传。诗人将个人家族史融入海洋的宏大叙事中，这使得诗集具有了“史诗的纵深”。它探讨的不仅是渔民的生计，更是一个族群在动荡的时空中，如何依靠海洋确立自身身份与精神归宿的永恒命题。

　　当我缓缓合上诗集，《与一条船谈论大海》在我心中激荡的，远不止文学的回响。张于荣先生用他如缆绳般粗粝、又如渔火般温暖的笔触，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招魂”——他为正在消逝的传统渔业生活招魂，为石屋和古村的记忆招魂，更重要的是，为漂泊在外的游子招回了那片始终在血脉里鼓荡的精神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