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宁晖/文

　　当接过老梁递过来的一块A4纸大小的薄木板时，我疑惑地辨认着木板上斑驳的肌理和暗淡的色彩。“这是一幅油画写生作品！”我惊呼。

　　“是我父亲当年从日本带回来的，仅有的一件。”老梁平淡的言语无法抚平我难以抑制的激动。老梁的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温岭第一任县委书记梁耀南。80多岁的老梁，谈到他的父亲时，情绪是平静而克制的。

　　1930年夏至1931年夏这段时间，梁耀南以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学生的身份留学日本“川端画会”深造。这幅木板油画所描绘的是一名身着深灰色西服的男子和一名着紫色和服、盘发髻的女子在野外郊游的景象。画作中粗犷的笔触和明亮的色调呈现了较为明显的印象派风格。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印象派战胜古典学院派后成为主流，并逐渐影响亚洲。“川端画会”是20世纪初至抗战开始这段时间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印象派油画的两所主要学校之一，另外一所是李叔同、刘海粟等大家求学过的东京美术学校。深得时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赏识的梁耀南，被推荐赴日求学，以获得艺术上的更高提升。

　　站在金清港畔这间百年木楼前，再看手上这件油画作品，我如梦呓般自语：“我此刻是站在一位画家的故居前吗？”

　　“这样就安生了。”老梁淡淡地回应。

　　但是，梁耀南的一生注定是不安生的。梁耀南去世时，老梁年仅三岁，关于父亲的生平，他基本是从母亲和父亲战友的口中获知的。

　　梁耀南的出生地滨海镇汇里村（现金闸村），是温黄平原的母亲河——金清大港的拐弯汇流之处。金清大港蜿蜒百余里，滋养了百万生灵，也会泛滥祸及两岸。历史上，因自然灾害引发民情激变的事件不在少数。“一八四八年七月初五，平地水高八尺许。求官开闸未成，五万余人持锄往毁金清闸坝”；“一八五一年夏，大水，乡民往毁坏金清闸坝，守备率兵往捕，民多落水死”；“一八五六年五月，大水，金清闸不开，水乡聚众数万前往掘坝毁闸，闸外人聚众拒之，枪炮轰击，死者数十人”。因灾害导致的苦难磨砺出了这些乡民深入骨髓的不屈精神，该地的历史就是一部乡民的不屈抗争史。

　　祖辈生活在金清港畔的梁耀南虽然不是最底层的乡民，但他深知乡民疾苦。我猜度他是带着基因里流淌的不屈精神，为乡民寻求活路而走上革命道路的。1843年初，马克思在摩泽尔河畔写下《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时，他也是深知摩泽尔河两岸民众疾苦并为之高声疾呼。

　　但老梁自有他的不同理解。虽然地处常被大河泛滥所淹没的贫瘠之地，但当时的梁家过的是吃穿不愁的小康生活，也有足够的财力供家里的两个儿子离乡求学。大哥梁耀东在临海省立第六师范读书，梁耀南则就读于临海省立第六师范附小。梁家期待着两个儿子在新学堂学有所成，像父辈一样在政府谋得职位，延续富足安稳的生活。但平坦顺遂的求学之路，注定不是梁耀南的追求。1926年，梁耀南在临海省立第六中学读三年级时，受革命思想影响带头参加闹学潮被校方开除。在就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期间，梁耀南结识了鲁迅先生，并在鲁迅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活动。在此阶段，他的内心已经被革命思潮灼热。1931年夏结束日本留学回国后，他决然投入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当我听到这段历史时，清晰地感受到，作为艺术家的梁耀南已经被革命的火焰点燃，他与家人眼中的安生生活彻底告别。

　　在接下来的十年生命里，梁耀南把自己燃烧得更为彻底。

　　由于历史的原因，梁耀南的个人遗物和档案资料极为稀少。即便如此，我们也能从老梁的口述和有限的史料中感受九十年前那个生命的澎湃激情。1932年至1933年间，他受上海共产党组织派遣多次回到家乡发展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革命者的使命感和骨子里的抗争性格，使得梁耀南在家乡这片土地上点燃了革命的火焰。他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是兴建金清闸的工人。他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他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宣传减租减息。他雷霆般的革命行动最终激怒了地方势力，在遭受多次围捕、革命工作无法开展后，他转战上海。

　　1937年淞沪会战后，梁耀南再次回乡，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家乡。他响应全国文联“文化工作者回乡为抗日服务”的号召，成立全县性抗日救亡团体。中共温岭县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梁耀南任书记，温岭抗日救亡运动全面铺开。这间位于金清港畔的百年木楼就是当时中共温岭县委的活动场所。抗日战争的猛火烈焰从这间两层木楼蔓延至温岭全境。他最终在这里彻底燃烧了自己的生命。

　　1941年冬，梁耀南因劳累过度离世，时年32岁。

　　此刻，他的生命终于安生了，在他点燃自己，照亮一直深爱的这片土地后。

　　金清大港水波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