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文

　　作者朱辉在《万川归》后记中写道：“写作者就是一台摄像机，记录时间，回放时间。”这部耗时二十年构思、两年修改的长篇巨著，读来深感触动，最终以“万川归”三字作结。在我心中，它如同被投入时光长河的一颗石子，激荡起个体命运的层层涟漪，更映照出一代人清晰又模糊的精神倒影。

　　“万川归”三字，初看是万风和、丁恩川、归霞三位主角姓名的巧妙拆解，细细体会，它更是朱辉精心设计的“命运图谱”。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万”对应万风和——他从苏北农村考入大学，乘时代之风成为房地产商人，却深陷于财富与血缘的双重迷思中：儿子非亲生、自己亦非养子的真相，刺穿了“血缘认同”的虚妄，恰如“万”字所象征的喧嚣世相；“川”对应丁恩川——这位将毕生奉献给西北水利的专家，把青春浇筑在白鹤滩水电站的坝体上，成为“国之重器”的具象化身，却终身困囿于城市与乡野的裂隙，如“川”般在奔涌中坚守；“归”则如宿命般镌刻在归霞的生命里——她从水利高才生跌落至机关边缘人，婚姻溃败、精神崩塌后选择江葬，以“归入江河”的方式完成与生命本质的和解，正是“归”字最具悲剧与哲理的注脚。

　　更令我拍案叫绝的，是三个名字拼贴成“万川归”，暗合《庄子·秋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的哲思。万风和、丁恩川、归霞本如“一条河里的鱼不认识另一条河里的鱼”，却因底层保安李弘毅的器官捐献意外交汇——这个底层保安的死亡，将疏离的灵魂编织成“水做的亲人”。我从中读懂了朱辉的暗示：所谓“归处”，从不是个体的孤独抵达，而是在与他者的联结中，完成对生命意义的确认。

　　小说的底色是时代。《庄子》中“万川归海”的自然意象，在小说中被赋予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人性注脚。万风和的高考、下海，丁恩川的西北坚守，归霞的专业放弃，都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选择——他们被时代浪潮裹挟前行，既享受过红利，也承受过阵痛。著名作家毕飞宇说：“朱辉的60年宏观感，让他写活了一代人的背影。”

　　但朱辉的深刻在于，他以“水”的隐喻揭示精神困境与突围。万风和烧掉亲子鉴定书，领悟“生不如养，性情投缘远超血缘”；归霞选择江葬，以“水”的包容消解悔恨；丁恩川坚守西北，以“国之重器”的建设致敬理想主义。他们的“归处”，不仅呼应《庄子》“万物齐一”，更突破现代性焦虑的围墙——物质洪流中，精神的“归海”才是终极救赎。

　　《万川归》的叙事充满“未完成感”：万风和的发妻为何出轨？归霞被绑架的真相是什么？朱辉坦言：“对隐私的体面尊重，是现代叙事伦理。”他不急于揭秘，像外科医生“知何处下刀，亦知何伤不必剖开”。

　　这种克制成就深度。当万风和失忆追问“我是谁”，当归霞江葬和解，当李弘毅的器官“重生”，我恍然领悟：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解开谜团，而在于接纳不确定性。正如评论家张光芒所言：“朱辉的叙事伦理转向——真相不重要，凡人无需全知。”这种“未完成”的美学，让小说更接近生活本相：我们终其一生，都在“知与未知”间寻找答案。

　　合上《万川归》，“万川归”三字的深意越发清晰：它不仅是一部小说的结构密码，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图谱；它不仅指向“归向何处”的答案，更揭示“如何在流动中安放灵魂”的哲思。正如朱辉在后记中所写：“写这本书，是把自己揉碎了。”当读者翻开书页，那些被揉碎的生命碎片，终将在“万川归海”的叙事中，重新拼凑成完整的光——那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对生命最真诚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