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歌/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温黄平原的乡村，本地话把邮递员叫作“送信员”。那时的乡村没有电话，一张张报纸和一封封信件，就是凭着乡村的“送信员”，穿一身绿衣服，骑一辆自行车，车尾上带着两个大帆布袋，送到千家万户。我的大舅舅就是一名邮递员，相对于目不识丁的父母，他高中文化，是我家亲戚里唯一有正式工作的。邮政自行车是舅舅自己攒下来给我们家的，父母一直不怎么舍得用，到我用时还是崭新的，非常实用、好骑。那时候骑这种样式的自行车对一个小年轻来说，是有点out了，但我还是乐此不疲。

　　1999年的春天，职高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实习期。学校安排实习的名额有限，家里就托远亲在新河镇种子站工地上给我找了个边学边干的实习机会。那年的春天，我就骑着这辆邮政自行车，穿行在横河乡到新河镇的乡村小路上，每天早出晚归风雨无阻。

　　乡村里很平静，都是狭窄的机耕路，没有汽车，拖拉机也少，偶尔有摩托车驶过。三月里的春天草长莺飞，沿途的风景是那么好。

　　这是懵懂与现实猛烈碰撞的春天。

　　那时候读职高的孩子确实是因为中考成绩差，但很多也是因家庭经济条件的缘故。职高毕业生普遍不受重视，不怎么受欢迎。19岁的小年轻，面对工地上纷杂的人和事情，内心是不知所措的。我能做到的，就是每天早早地去工地听候差遣，下午下班都傍晚了，天色擦黑才骑车回家。

　　在父母的经验里，我可以自食其力了，毕业后会做体面的工作，不枉他们对我的付出。实际上，19岁的年纪不管是心智还是能力，根本适应不了工地的管理工作，很需要也很渴望有人能带带我，做我工作上的靠山。那时候内心经常惶惶不安，不知道前程会怎样。

　　春天结束，实习期满。辞行时，包工头拿出400元，我摸不准父母和那位远亲的意思，没敢接。几天后的晚上，母亲拿出400元，说是包工头托远亲拿来的，推辞不掉。那位远亲还托母亲问我，是否愿意跟着他们去杭州的工地，说那边的项目经理愿意带带我。人生路上，遇到善意的人，在你涉世未深的时候，帮助你一下，是很幸运的事情。

　　从1999年的春天开始，一晃2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靠那时所学的技能谋生。那辆老旧的邮政自行车载着的，不仅是那段青涩懵懂的岁月，更是驶向我后来20年人生的起点，载过我摇摇晃晃的青春，也驮来了此生安身立命的本事和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