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兴方/文

　　父亲离开的那个冬日，像一场没有预兆的骤雨，仓促得让时光都来不及折叠他留在世间的痕迹。他走时，鬓角的霜雪还凝结着未说完的家常，掌纹里的老茧还缠着几十年养家的晨昏。八十有九的年岁，在旁人看来已是高寿，可于我们而言，他踏过的每一个脚印都刻着未竟的牵挂——那些藏在粗布衣衫里的温柔，落在柴米油盐中的担当，以及在坎坷年月里始终未熄的、为家燃烧的烛火。

　　他的人生没有宏业丰碑，不过是万千普通人里的一个：战火中躲过流弹，私塾里念过几句“人之初”，后来在集市上吆喝着卖过干货，农闲时扛着扁担走几十里山路收粉丝。日子清淡如水，却在为子女弯腰的瞬间，沉淀出比山更沉的爱。记得他送我上学时，从兜底摸出皱巴巴的毛票凑学费，硬币在掌心“叮当”作响；记得他凌晨挑着海货回家，脸上的疲惫在看到我们兄妹时，化作眼角的笑纹；记得他被“打办”收走粉丝后，坐在门槛上无声落泪，却在第二天依旧拉着手拉车，把苦累踩成脚下的路。

　　这些碎片般的记忆，是他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我怕时光将这些尘埃磨成粉末，怕后代忘了祖辈曾在这样的泥沼里种出对未来的希望——那些与贫穷较劲的日夜，那些被当时的政策挤压却不肯低头的坚韧，那些在饥饿与奔波中依然挺直的脊梁。于是我提笔，不为编纂传奇，只为在回忆录里复刻父亲那时候的模样：看他如何在贫困的环境下护着家人寻一口饭吃，如何用粗糙的手掌把苦难揉成棉絮般的温暖，如何让“勤劳”二字在最普通的日子里生根发芽。

　　作为长子，我是他故事里无法剥离的注脚。我和父亲曾共同拉着一辆装满砖块的手拉车，在去往石塘的公路上留下深浅不一的脚印；我和父亲曾因升学找大队干部询问信息，被无情拒绝时，我看到了他倔强里藏着的无奈；当我在粉尘飞扬的作坊里接过父亲递来的弓弦时，似乎读懂了他“不望子做官，只愿能立身”的朴素期盼。这些家长里短，在那个年代太过寻常，正因寻常，才更易显示一个父亲最本真的模样——他是撑伞的人，是铺路的石，是我们风雨飘摇中始终可以倚靠的岸。

　　上世纪80年代初，政策松动，父亲终于能光明正大地摆摊卖干货了。他在松门老街上支起木桌，摆上晒得油亮的鳗鲞、虾干，逢人就念叨：“自家晒的，鲜得很！”有一回，一个渔民家的孩子没钱买，盯着虾干直咽口水，父亲偷偷抓了把塞给他，冲人家爹喊：“孩子长身体，先拿去吃，钱不急！”后来，那渔民送来自家捕的带鱼抵账，两人在摊前推让半天，末了父亲笑着拍他肩：“都是讨海人，客气啥！”

　　他的账本总记着些“糊涂账”：谁家赊了干货给老人祝寿，谁家孩子学费不够借了后没还上。母亲笑他“傻”，他却指着账本说：“你看，阿三爹欠的，他儿子出海刚回来；春桃家少给的，她男人病了……日子难，互相帮衬着才过得去。”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记的不是账，是他心里揣着的烟火人情。

　　用远景毛纺厂过滤出来的下脚料做成的棉垫被，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成了抢手货。父亲懂得商机的宝贵，及时和毛纺厂签订收购下脚料的文书。每天天不亮，他就去棉纱厂拉货，老旧的手拉车在石板路上“吱呀”作响。他总说：“这些碎棉花看着不起眼，缝成垫子就能暖人家一整个冬天，值当。”有次暴雨突至，他把雨衣全裹在货堆上，自己淋成落汤鸡，回家后咳嗽了好几天。

　　父亲每天早上5点钟挑着棉被前往石塘的街巷奔走售卖的身影，像一幅被岁月定格的老照片，一直在我的眼里晃悠。十床棉被压在肩上，扁担在晨曦里泛着油亮的光，他走得很快，鞋底与石板路摩擦出的“嗒嗒”声，似乎每天都要惊醒尚未完全苏醒的渔港。当太阳的鱼肚白贴着渐次升起的炊烟，父亲有节奏的温岭腔叫卖声早已落进渔镇小巷的每个角落。有一次，我偷偷跟在后面，见他在码头边放下担子，吆喝：“新弹的棉垫被，厚实暖和，八块钱一床！”海风吹乱他的头发，他顾不上捋，忙着掀开棉被让人家摸质地——那是用棉纱厂下脚料弹的，虽不如新棉蓬松，但胜在价格便宜，经父母用心缝住的边沿，针脚密实得像海边的礁石。价廉质好的产品深受渔民喜欢，天天销售一空。

　　可这门生意很快遭了“劫”。我的弹棉花师傅庄小华带着徒弟林大夫半路“截胡”，用更高价格买断了棉纱厂的下脚料。父亲得知后，连夜揣着几枚鸡蛋去厂长家，撞见庄小华正往人抽屉里塞烟。回来的路上，他在田埂上坐了很久，烟锅明明灭灭：“儿啊，咱没人家会来事，可咱不亏心。”后来庄小华念及旧情，答应分些下脚料给我们，父亲却摆摆手：“算了，不跟他们挤了，咱找别的门路。”

　　那段时间，父亲的扁担换成了鱼刀。凌晨3点的水产市场，他蹲在腥气弥漫的摊位前，挑拣刚到场的鲳鱼、马鲛鱼。父亲从小就跟爷爷学会了劈鱼鲞的刀工。刀刃在他掌心游走，劈开鱼腹的动作快得像海上的浪花，洗净、撒盐、码进水缸，石块压上去时发出“咕嘟”的声响。晒鱼鲞的竹帘摆在天井里，阳光把鱼鳞照得发亮，他戴着草帽蹲在旁边翻晒，哼着不成调的渔歌。有一次，奉化贩子来收鱼鲞，捏着鱼干啧啧称奇：“你这手艺，比海边老渔民还地道！”父亲抹了把汗，笑得露出后槽牙：“我爹当年在海上讨生活，我这是跟海浪学的。”

　　我成家后，父亲渐渐老了，背开始驼，话也少了，总爱在我店铺旁的石凳上坐着，看我弹棉花。阳光穿过作坊的木窗，落在他斑白的头发上，他眯着眼打盹，听着弹弓“嘭嘭”的声响，像听着摇篮曲。有一次，我问他：“爸，你这辈子累不累？”他醒过神，咧嘴笑：“累啥？看着你们成家立业，我这心里啊，比晒足太阳的棉花还暖和。”

　　弟弟买了卡车跑运输，年近六十的父亲又成了“押车员”。他揣着搪瓷缸坐在副驾驶座，沿途给弟弟讲“防骗经”：“遇到货主递烟，先看看过滤嘴有没有异样；卸完货数钱，要对着阳光照照水印……”有一次，卡车在山路上抛锚，父亲蹲在车轮旁鼓捣了两个时辰，满手油污地修好了水箱。弟弟心疼：“爸，您歇着，我叫修理工。”他却拍着轮胎笑：“我年轻时拉板车，啥毛病没见过？这点小事，难不倒我。”

　　晚年的父亲最爱窝在三楼南室看书。老式电视机放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他跟着哼“英台不是女儿身”，手里捧着磨破封面的《三国演义》，读到关公败走麦城时，忍不住拍桌子：“可惜了！可惜了！”有一次，我回家，见他对着影碟机掉眼泪，看《红楼梦》里黛玉葬花，他抹着眼睛说：“这丫头命太苦，跟你奶奶年轻时似的……”

　　2022年冬天，新冠病毒像一张无形的网，网住了太多人。父亲感染后住院半个月，最后几天总拉着我的手念叨：“想回家，想看看你们……”他走的那天，松门下着小雨，我握着他渐渐变冷的手，想起小时候他给我买糖，糖纸在我兜里攒了一沓又一沓。如今糖纸早没了，可那份甜，还在心里化不开。

　　父亲下葬那天，老街上好多人来送他，有当年赊过干货的阿婆，有被他帮过的渔民，还有曾在摊位前玩耍的孩子。他们说：“叶老爹是个实在人，心里装着大家呢。”我站在墓碑前，看着“叶小枚”三个字，突然明白：他的一生，不是没有宏业，而是把“家”砌成了最宏伟的碑；他的故事，不用高大恢宏，只因浸透了爱与担当，就足以让子孙在岁月里时时回望，刻刻铭记。

　　重走松门老街，狮子巷的石板路换成了水泥路，父亲当年摆摊的位置变成了菜市场。有时我会坐在老家门口，看阳光斜照，恍惚间还能看见那个扛着扁担的身影，在暮色里走来，走向他为家奔忙的清晨与黄昏。而我写下这些文字，不过是想让风知道，让云知道，让每一个懂得何为“父亲”的人知道：这世间最平凡的坚守，往往藏着最动人的史诗，就像我父亲，用八十九个春秋，在人间写了一首关于爱与责任的最朴素的长诗。

　　如今再回狮子巷，父亲住过的三层小楼，三楼南室的窗台上还放着他的《三国演义》，书页间夹着一片干枯的菊花。每当海风吹过，总觉得是父亲的声音传来，那声音里藏着他最朴素的愿望：希望后代秉承他的风格将优良品质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