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连清/文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福楼拜于1856年创作的文学作品。这部小说甫一问世，便在世界文坛掀起巨浪，甚至因“伤风败俗”的指控将作者送上法庭。幸得律师雄辩，福楼拜才被宣告无罪。其不朽的艺术价值，使其被多国改编为影视作品，持续引发共鸣。

　　小说讲述了一个受过贵族化教育的农家女——爱玛的故事。她对平庸的婚姻深感不满，沉溺于浪漫爱情的幻想，两度出轨却未能获得幸福，反沦为高利贷的猎物，最终服毒自尽。这部作品深刻揭示了人性欲望与现实枷锁的永恒冲突。如今，结合现代神经科学对“多巴胺”机制的认知，我们得以更清晰地透视爱玛悲剧的生理与心理根源。

　　爱玛清秀美丽，面颊玫瑰色，头发黑油油的，脑后挽着大髻，眼睛大而清澈，衣着华丽，懂绘画和地理，能舞蹈和弹琴，是欧洲版的“潘金莲”。她嫁给了当医生的包法利。婚后，她渐觉生活与理想脱节，情感天地成了荒凉的沙漠，遂向外寻求激情澎湃的生活，终与罗多夫和莱昂勾搭成奸，背夫弃女，违背伦理纲常，欠下巨债，四处求助无果，最后服下砒霜。

　　爱玛的失足，既因家庭教育的偏颇（修道院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引发阶级错位），亦因婚后丈夫溺爱。然而，失控的多巴胺分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原因。她是被社会性和自然性两只手共同推向深渊的。

　　她与丈夫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糟。她亦知他老实勤勉，真心待己。她的多巴胺也曾起舞过，满足过。久而久之，她渐觉丈夫木讷，平淡无奇，天资不高，懦弱无能，“谈吐像人行道一样平板”。这是多巴胺在作祟。作为神经递质的多巴胺，本质是驱动“奖赏预测误差”的欲望分子，对未得之物永怀期待，对既得之物迅速钝化，在得到一个“战利品”后自然渴求下一个。不久，她对丈夫由好感转为失望。

　　丈夫治好了一位侯爵的口疮，夫妇受邀赴田庄做客。沃比萨尔之行，侯爵家的富丽堂皇、考究装潢、丰盛晚宴与热闹舞会，令爱玛目眩神迷。她渴望如那腰身细长的女主人般生活在城堡中！此行宛如“凿开了一个洞”，狂风暴雨后，她的生活彻底倾覆：丈夫在她眼中越发显露出窝囊废的本质，平淡乏味的生活已无法忍受。包法利忧其疯病，决意迁居。他们到了永镇。彼处，爱玛遇见了年轻的莱昂。二人同爱旅行与音乐，共论浪漫小说与时兴戏剧，互赠厚礼与毯子，彼此相思难分。爱玛的多巴胺，终寻获新猎物。

　　莱昂远赴巴黎，她陷入单相思，频频写信倾诉。伏案时，她心中所见的并非莱昂本人，而是“一个她最强烈的欲望交织而成的幻象”，“这个幻象变成了一个真人，一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男子，她一见他心扑扑跳，见到他的真面目，像一个天神”。作者如此描绘：“她的灵魂深处总是期待着意外发生，她睁大了眼睛寻找，然后观看着她生活的寂寞，像沉了船的水手，在雾蒙蒙的天边寻找一个白帆的踪迹。”这正是多巴胺“奖赏预测”机制的典型表现——为虚幻目标赋予超现实价值。

　　农博会上，猎艳老手罗多夫出现。她的多巴胺再燃烈火，矜持尽失，冲破束缚，几近疯狂。她坠入情网。她甚至要求私奔。罗多夫初允，却在约定之日遣人送信毁约。信中称彼此不适合，并言明将另觅新欢（一位女伶）。这如晴天霹雳，击得爱玛的心“像大杠子撞城门”。

　　机缘巧合，她重逢莱昂。深埋的爱情种子骤然萌发。她倾诉病痛折磨、九死一生。他低语“羡慕坟墓的宁静”。两人旧情复燃，再度姘居。为取悦情人，她疯狂购置华服美饰，债台高筑。债主勒乐步步紧逼，她向两个人求助未果。短暂的炽热后，莱昂渐生厌倦，其多巴胺催生的激情退潮，决意断绝往来。恰逢法院传票因勒乐逼债而至，走投无路，她选择服毒。

　　爱玛的生命轨迹，始终被多巴胺牵引。无论得到丈夫还是牵手情人，多巴胺皆在关键节点登场，那激情澎湃的巅峰时刻正是多巴胺的爆发。多巴胺是大脑分泌的神经递质，本身并非“反派”，主导欲望、激情与快感传递，适度的分泌是进步的阶梯；过度且缺乏前额叶调控，则易引人步入歧途。多巴胺驱动的即时欲望需受制于理性中枢，若控制失效，误入歧途便不可避免。爱玛正是被这失控的多巴胺带入绝境。我们需清醒认知多巴胺的双面性，以主观能动性抑制其负面效应，趋利避害。

　　福楼拜的父亲是市立医院院长，其医院中一位医生的妻子正是“爱玛”的原型之一。当被问及人物原型时，福楼拜语出惊人：“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其所指要害，实为“贪婪无度的欲望”与“自我同一性危机”——一种对浪漫贵妇幻象的自我定位与乡村医生之妻现实的撕裂。这种“基因”在每个人身上皆存烙印。其深意在于：我们的灵魂深处，皆潜藏着一个“爱玛”或其一鳞半爪，关键在于以理性锚定欲望，在幻梦与现实间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