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武进/文

　　“所以我的意见：浑言之，‘恪’‘愙’‘悫’三字同源；切言之，‘悫’‘恪’二字为古今字，‘愙’‘恪’二字为本别字。‘确’确系旧读，在人名中时，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应当给予尊重，一刀切式地改读‘客’，似有不妥。”关于陈寅恪先生“恪”字之读法，在《藕香零拾》这本书中，作者从“‘恪’之读‘确’非寅恪始”“‘恪’之读‘确’非方言掺入”等方面着手，最终得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样的探求、求索、思考，其治学的态度令人钦佩。

　　张旭东，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编审。本书以近现代学者著作、日记书信为材料，有趣味地讲述“民国大师”的治学与人生，可以说是作者若干书评的一个集合。书中收录了关于近现代知识分子的随笔三十余篇，包括陈寅恪、傅斯年、吕思勉、顾颉刚、黄永年、钱谦益、杨绛等。所涉主题如陈寅恪的“恪”字究竟怎么读、陈寅恪与傅斯年的交往、顾颉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历、鲁迅的“灵台无计逃神矢”、杨绛先生的“怕鬼”和“不怕鬼”、陈巨来的传记书写等，大多有趣味而有意义。

　　“也相倚重也相难”，这是作者对于陈寅恪与傅斯年交往的评价。《傅斯年遗札》一书经过精心的编辑整理，从某个角度讲，为探究两人这段“伟大而又曲折的友谊”提供了可能。“陈、傅二先生的友谊，简单说，经历了三个阶段：抗战以前是第一阶段，联系紧密；抗战南迁是第二阶段，出现裂痕；抗战胜利，傅先生精力转向别处，进一步疏远。”后两个阶段，都有疑点：“试着就几个疑难问题略加分析，祛疑传信，是所追求；设身处地，是其方法。”

　　谈到黄裳收书的苦经历：凑借书款，将一部分银元换成纸币后，然而，币值猛跌，原来议定的价钱不算数了。“在不得已中下了决心，用这笔已经不算钱的钞票选购了十来种旧书……这笔书债直到十年以后才最后还清。”这段文字把黄裳的聚书之难、散书之易、收书之苦都写出来了。作者说：黄裳这类关于旧书的文章很多，如《姑苏访书集》《西南访书记》《西南访书续记》等，光看题目就又操劳又有趣……都如在灯影下听故事。

　　严耕望称钱穆、陈垣、陈寅恪与吕思勉为“史学前辈四大家”，严氏在其《通贯的断代史家》一文中又称许吕思勉“通贯”，吕氏著述之多、范围之广为四人之冠，“通贯”二字当为定论已无疑义。后来，作者成为吕氏著作《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吕思勉文集》之一种）的责任编辑，吕氏“执微”的特点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吕氏春秋》里面有个《去尤篇》，四库本、毕沅《吕氏春秋校正》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皆作“去尤”，“而吕先生《经子解题》独作‘去毤（音汪）’……一字之择，至为精当，一纠通行本之讹”。

　　书评，有就书而论的，有借书而谈的。前者强调作者与书籍，要的是理性与学识；后者突出读者自己与阅读体验、想法，需要感性与文笔。作者兼通两者，得出的结论往往能进入学术研究的范围，而非一般的书话、读后感。这点在《钱曾与严熊——〈柳如是别传〉钱氏家难章补论》一文最为突出。他娴熟地运用史料，把钱曾对钱谦益的负与不负的复杂关系剖析得清清楚楚，把钱曾的委屈心情第一次呈现在后人面前。道前人所未道，很了不起；下笔又有节制，不作过深过远的推论，更难得了。

　　“徘徊应是念前贤，只怪先生地太偏。若在金台居上序，或教文史换新篇。”这是作者在《关于黄永年》一文中，仿《现代学林点将录》所附赞诗之例，戏作的一首诗。“黄永年的学术风格，是很有精神的，所以即使不在很中心的城市，也很能影响学生。”书中的短篇精彩有余味，长文尤其周密细致。作者读书之细，思虑之深，考证的周密，结论的克制，文笔的雅正，将那些近现代学者以鲜活而真实的形象呈现在历史舞台上，让人大开眼界，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