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市浮沉的一面镜子

　　——读《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和社会》

　　李钊/文

　　明清时期是中国城市变革重要的转折期，作为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和商贸要冲，济宁地区的商业化、城市化受大运河的修筑和使用的影响巨大，其兴衰起落犹如一面镜子，可一窥明清城市的浮沉、地方精英的命运、社会政治形态的变迁等历史侧影。孙竞昊的《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和社会》深入考察了明清时期北方运河城市济宁的地方社会形态，以作为传统社会精英的地方士绅为主要研究对象，剖析济宁士绅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积极作为，以及其在与国家权力的复杂互动中，塑造着济宁地方社会的独特性格和城市特质。

　　每一座城市都有独特的发展历史，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不同的内在精神和文化形象，沿着历史溯源追流，不仅可以丰富对历史认知的深度，也能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有别于以往的明清城市史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和文化发达、士绅社会更为强大的南方地区，《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和社会》一书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因大运河兴起而繁荣的济宁。书中既有江南与济宁不同区域的横向对比，也有与同为运河城市临清等的平行比较；既有推动济宁商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外在因素，也有济宁精英阶层塑造城市性格和特质的内在驱动，呈现出与江南地区不同的城市化路径，以及北方城市变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回归历史现场，大运河的贯通提高了济宁地区的政治地位，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使济宁地区的发展达到了鼎盛，这种发展不仅来源于外力，如国家对运河的治理与重视、外来商贾的汇聚、南北文化在此交融等，也离不开济宁本土精英和非经营阶层的推动，如作者所指出的，大运河贸易的兴盛为当地士绅家族积累财富奠定了基础，基于此而崛起的士绅通过城市空间的塑造、城市风气的引导、对政治文化军事等事务的积极参与等方式逐渐形塑出济宁独特的城市特性与地方认同。当然，历史总是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地位得以提升的士绅，他们形塑城市的过程也可以被视为争夺地区话语权力的过程。此外，该时期城镇结构也发生变化，富商逐渐成为非士绅精英的重要部分，不仅刺激士绅精英本身的兴趣和性格，也为推动济宁城市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每一个个体的命运，每一座城市的浮沉，都与其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不可分隔。如作者所言，一旦运河设施的败落、灾荒与战乱频起等时，高度依赖于运河的城市便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即便“济宁的境遇要好于大多数北方沿运地区”，没有完全没落，也不免陷入发展急剧衰退的困境，而且随着外来商业势力的离去、传统漕运的中断、清朝中央集权的式微、东部沿海以西方因素为导引的工商业的崛起和扩张，国家对济宁等运河城市的重视程度也随之下降。与此同时，济宁士绅精英重复着“既依靠帝制国家权力，又在其萎缩和败落时壮大，复在其秩序恢复正常后归于沉寂”的命运，从清朝末期到民国前期，济宁精英和民众着力重塑自己的城市，“不失时机地抓住沿海袭来的新趋向，选择了一个中和的现代化方式”，在“欢迎工业化和现代制度化教育，但也尽可能保持地方和中国本土文化传统”，而不是“像通商口岸城市那样激烈细化”，避免了在转变过程中倒向传统或者现代化的极端。

　　城市和人生一样，都是需要经营的。《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和社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变过程，也能让我们从历史这面镜子中照见过去、连接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