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达的闽南情结

　　——读《命运》

　　赵佩蓉/文

　　故乡，是每个作家的精神家园，源源不断地赐予作家创作的源泉和力量。泉州晋江，是蔡崇达的故乡。闽南的草木、山川、风俗滋养了他，为他的成长提供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内涵。他深情地描写故乡的自然风物，深情地凝视故乡的亲人。长篇小说《命运》以九十九岁阿太一生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沿海小镇几代人的生活变迁。在《命运》中，可以读出蔡崇达深厚的闽南情结。

　　闽南偏居中国广袤大地的东南一隅，是海域开阔的地理单元。蔡崇达很早就离开泉州，但是他的审美视线仍旧停留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他把富有地域特征的地方风物的描绘放在醒目的位置，徐徐打开阿太的生活画卷。“在入海口，有条隐约的线。线这边，水是一条条一缕缕游过来的，融合成共同的颜色和共同的呼吸——那便是海了。”“土地被海水淹渍太久了，红红的，咸咸的，除了地瓜和花生，其他作物都不让活。”这是故事发生的外围环境，为刻划靠海为生的几代人的生死起落埋下伏笔。他们的悲欢离合，好像海面在闪烁。“海边的房子总需要有个院子，院子里可以晒制鱼干或者紫菜。”简洁的语句勾勒出典型的闽南渔村风貌，向读者展示自然的乡土世界。海边的院子，是阿太（闽南人称曾祖母为阿太）的居处，也是各种故事发生的场所，为作家提供人文思考的土壤。

　　蔡崇达研究了先辈们走过的路，发现乡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连接着波诡云谲的时代。“咱们这儿，相亲一般一上来就问：你是讨大海的还是过小海的”，可见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谋生不易。《命运》中的阿太，经历了时代浪潮的撞击，她的人生分明是一部苦难史。这个叫蔡屋楼的女子，遭遇的第一个变故是阿爸撇下她们母女三人“跑了”，再也没有回来。母女相依为命，生活孤苦。后来，蔡屋楼嫁人，打击接连下断：为了怀孕，四处求医问药。因为不能生育，“逼”走了丈夫。乱世中，陆续收养三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再后来，丈夫被抓壮丁逃往台湾、马西来亚。这个裹着小脚的女人，面对一系列变故，咽下了所有苦难。在与命运搏斗的过程中，阿太练就了强悍的生命意志。吃再多苦受再大罪，她都能坦然处之。“这世间最容易的活法就是为别人而活”。“好的死亡就像熟透了自然从树上落下来的果子。死的时候，世间和自己都没有伤口。”阿太的生活经验可以上升到人生哲理的高度。豁达的生死观，正是闽南百姓朴素的生命哲学和生存智慧。外界力量的介入，对渔村生活产生多重影响。靠海却下不得海，指望传宗接代偏只得两女，入赘女婿不辞而别，这种外部力量打击力度最大的当然数解放前后的社会运动。蔡崇达将阿太一家的命运沉浮置身在时代变化中。以阿太命运反映时代变化，体现出作家的人文关怀。

　　乡俗能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更是维系一个区域稳定的精神力量。《命运》把闽南地区的乡土文化和风俗习惯活泼泼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厅堂正中供奉着神明们，西房摆的是祖宗的牌位。“在闽南，最正确的离世有且只有一种：一旦老人确定要离开人间了，就得当即要求子孙们，把自己的床搬到厅堂正中间——在家里魂灵才不会走散。在神明的注视下，魂灵才能升天。”风浪凶险，讨海人时时面临海洋暴怒对生命造成的威胁。他们需要借助超越自然法力的神灵力量。乡土的“神灵”存在久远，切近先民的生存空间。惧于自然力的强大蛮横，渔民势必对神秘力量产生敬畏和崇拜心理。泉州边上的小渔镇，是阿太一辈子的舞台。如何烧香上供，如何掷出筊杯，这种只能在闽南地区庙宇里见到的乡情场景，为小说制造出无数细节，使阿太成为一个鲜活的人，更使小说成为浓厚地方色彩的民俗文本。

　　除了关帝庙、三公爷庙，闽南的妈祖信仰非常广泛。妈祖娘娘的庙里，总是鸡飞狗跳的。乡邻们处理渔获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都聚到妈祖庙里。甚至有人在那儿问卜的时候，总要被打断——有人嬉嬉笑笑地突然冲到妈祖娘娘面前叫嚷着，要求评评理，比判一下谁的腰细屁股大。在闽南，妈祖已经不是单纯的海神，是善良、智慧、正义的化身，成为大家的“阿母”，是乡民可以随时对话，商量世间嘈杂俗事的神。这已经不是对神灵的简单崇拜，而是为社会生存建立起合理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人类的出路在于重返故里。蔡崇达的《命运》里，既有现实的故乡作为依托，小说中的情节在故乡的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似曾相识的影像，加强了小说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加大了作品的艺术容量，又有审美的再创造，增强了小说反映生活的深度。闽南，无疑是蔡崇达的心灵之所依，心灵之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