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武进/文

　　戴望舒先以“雨巷诗人”声名远扬。那么戴望舒的小说又怎样呢？“在后来整理的《戴望舒全集》中，有60万字的小说卷，可是由他创作的小说仅有三篇，更多是翻译小说。”戴望舒只有这三篇小说吗？在《识小录》中，作者说，有研究者相继发掘了戴望舒署名梦鸥生、笔名尧若的发表在报刊上的多篇短篇小说，其中1922年在《半月》发表的文言文小说《美人名马》，更是一篇奇侠与恋情巧妙结合的作品，不应被忽略且今后的研究应予注意。

　　陈子善，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耨勤而耕深，本书可视为其长年研究的一个缩影。所论多建基于第一手资料之上，不乏稀见版本、手稿、书信，既谈及鲁迅、张爱玲、巴金等大家名作，也发掘了一些相对鲜为人知的作家作品，以拾文学史之遗。书中，以“小”见“大”，析述文辞，校释版本，品鉴装帧，漫说文人文事。如此挖掘考辨，摘抉隐微，显发文学史的多重面向，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延拓出更深层的阐释空间。

　　鲁迅与巴金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高峰。书中谈到“鲁迅与巴金见过几次面”。根据鲁迅先生的日记，明确提及与巴金的会面只有一次。然而根据作者的考证，两人会面绝不只有一次，确切可靠的就有五次。书中考证，那五次会面均非普通应酬，而都有实质性内容，甚至“影响到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作者上述结论并非夸张，因为鲁迅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的诞生正是由于巴金的约稿。可见，研究两人的会面，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具有不凡的意义。

　　张爱玲早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甚至还衍生出了庞大的“张迷”群体。然而谁最早提出对张爱玲其人其文重加研讨？现有数据显示，大陆最早公开论及张爱玲的文章是张葆莘于1981年11月发表于上海《文汇月刊》的《张爱玲传奇》。作者追问：还有没有更早的呢？他借助新出现的已故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致作家姚雪垠的通信，发现在张葆莘之前，姚雪垠曾在通信中提及“当时上海的女作家应该提到张爱玲”。时间则是1980年4月30日。

　　挖掘那些被掩埋的名字无疑也是作者的一项乐趣。书中介绍，敬隐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有着特别的地位。1925年，他赴法留学。在法期间，与罗曼·罗兰交往密切，做了四件“至今仍值得我们大大称道的事”：其一，将《阿Q正传》译成法文；其二，翻译《约翰·克里斯多夫》（尚未完成）；其三，撰写法文论文《中国的文艺复兴和罗曼·罗兰的影响》；其四，法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这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新文学作品的第一个选译本，后来又据此转译了英译本和葡萄牙文译本。

　　闻一多的《现代诗钞》收录了陈雨门的诗歌《晚秋》。作者说：“闻一多确实慧眼独具。陈雨门的这首小诗不但是其代表作，置之当时最好的“现代”诗之列恐也不会逊色。”已有研究者做过统计，国内近年来出版的数十种现代文学史著作中，毕奂午这个名字出现率为零。“但是，当年其诗集《掘金记》被巴金选中，列入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此集共十六种作品，诗集只有毕奂午这本。其他十五位作者是萧军、沙汀、何其芳和巴金自己等。闻一多将《掘金记》也列入“待访”诗集，他以读不到毕奂午的诗为恨。

　　书中文章每篇千字左右，看似散漫，其实有一条贯穿的主线，即都是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写现代文人文事的方方面面，做到了见多识广且深入浅出，既有学术内容，又不枯燥，既激发作为普通文学爱好者的读者兴趣，又为有志于学术的朋友给予一些启发。陈子善说：我试图“识”大作家之“小”，识小作家之不“小”，从而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并提供一些可以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所谓以“小”见“大”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