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睿钰/文

　　分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方法，也是人类创造和获取知识的一种重要手段。所谓“物以类聚”，以“类聚”的方式将各类知识条理化，从而使知识从经验化生产转向学术化创造，是类书的重要特色。从典籍中看文明，透过书目编撰等书籍活动，后代学者便可管窥唐人的知识管理秩序与文化风貌。《唐代书籍活动与文学秩序》便是这样一部管窥之作。

　　作者吴夏平是江西都昌人，1976年生。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典籍与国家文明战略创新团队成员。已出版专著《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等4部，译著《诗歌之力：袁枚女弟子屈秉筠（1767—1810）》。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唐代书籍活动与文学秩序》是其新作。

　　在《唐代书籍活动与文学秩序》中，吴教授综合运用了文献考据法、比较研究法、归纳演绎法、计量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体现出文学社会学、计量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作者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理论运用于书籍与文学二者关系的研究，在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极具创新性。通过文献考据法，作者对文献进行了甄别，对相关制度进行了考辨；通过比较研究法，作者对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书籍活动及其文学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归纳演绎法，作者深入探讨并归纳寻绎书籍活动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联；通过计量分析法，作者对唐人的访书活动、类书异构、书籍环流等问题进行了量化分析。多种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共同揭开了唐代书籍活动的神秘面纱，呈现出唐代独有的书籍活动与文学秩序。

　　在本书的行文中，吴教授严格按照学术论文规范进行创作，因此本书亦可作为学术论文进行阅读。全书除结语、参考文献及后记外共分七章：第一章“导论”，对“书籍活动与文学”概念进行了明确定义，爬梳了“书籍与文学”的研究史，并明确了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行文框架。第二章对“唐代书籍活动与知识秩序”的整体情况进行了概括式梳理，作者认为，唐代书籍活动与政权更迭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唐初所修八部前代史，实际上是以原有史籍和史料为基础对前代史进行重构”。第三章至第六章，作者按照经、史、子、集四部书籍活动进行了研析，但在继承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划分的基础上，作者依研究现状及具体研究需要，别出心裁地将经和史合为一章，以期通过书籍活动的视角，推进现有研究的发展；在论述子部书籍活动时，作者主要论述与文学关系更为密切的类书的编纂及其与文学观念的关系；而在论述集部书籍活动时，则按总集和别集将其分为两章进行叙述。第七章“唐代书籍周边传播与文化秩序”，通过唐与新罗、日本等国及边疆、西域的书籍环流、传播，探讨书籍交流背后的文学影响。

　　在本书中，吴教授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文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是呈现了唐人文学观念与书籍发展之间的关系，二是梳理了释经、修史与文学权力之间的关系，三是明确了唐代文学秩序的建构及演进在书籍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四是明晰了唐代文学史观在类书的结构性变化中的反映，五是描绘了文学思想的对立和统一在总集编纂中的外化情形，六是回答了唐人别集编纂、别集著录与相关文学问题，七是展示了唐代书籍在周边国家与地区的传播以及汉文学圈的建构。事实上，在《唐代书籍活动与文学秩序》中，作者所涉及的论题并不新鲜。对于上述问题，前人已多有涉猎，但并未如本书般系统地进行研究，并且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较多新见，从这个角度而言，作者的研究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对唐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总体而言，本书选题极佳，作者从知识载体出发，讨论书籍在权力运作中的方式与途径，以及书籍作为权力外化的表现方式。论述内容虽未能完全深入发掘，且部分内容已脱离“文学”框架，而呈现出文史结合的交叉学科特点，连贯性、系统性有待加强，但本书的主要内容仍聚焦于考察唐代书籍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变化过程。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托，以深厚的考证及史源探究功底为支撑，作者通过研究唐代书籍活动，揭示了书籍活动与文学之关联性，带领读者认识到“书籍与文学”联结的外在形态与内在规制，并透过唐人书籍活动与文学现象，揭示了书籍作为权力象征的文学秩序的本质。

　　所谓从典籍中看文明，书籍活动中能够呈现一个时代的政治风貌与文化风气，因此，了解唐代的书籍活动，或许我们便可以从整体上抓住唐人文化的变迁规律与强大的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