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新/文

　　黄克武向来关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问题。在旧作《反思现代》里，黄克武就谈到近代中国的启蒙与翻译的关系，指出翻译活动是跟知识分子开启民智有关的。作为近代思想家、翻译家代表的严复，当然就是黄克武的重点研究对象，可惜《反思现代》关于严复的内容只能略述，在《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这才可以挥洒笔墨，更多地还原、探讨严复的生活经历、学术观点以及学界对严复的评价。

　　严复的名字与《天演论》相挂钩，从赫胥黎著作而来的这部译作，在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掀起了一场革命。作为传记，在《天演论》登场之前，黄克武讲述了严复的家世、教育、婚姻、工作状况等情况。科举屡次落第，他意识到中国选拔人才制度的弊端；留英岁月，接触西学，开阔了他的眼界，深化了他的知识结构；奉父母之命的早婚，以及二婚后妻妾争吵家宅不宁的状况，让他感觉早婚育子会导致“谬种流传，代复一代”的种族繁衍弊病；北洋当差，味同嚼蜡，促使他大量阅读西书，进而以翻译西方经典为职志。

　　严复的成就植根于这些经历之中，也与晚清“强种强国”的时代需求产生回应。严复之成就，建基于翻译，在近代中国，严复是少数兼通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学科的学者，文理兼识，中西并重。梁启超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胡适则说“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严复所翻译的西书，除了《天演论》，还包括逻辑学、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等书籍，但是其他译著现在很少有人谈及了。

　　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对严复的评价与西学在中国的翻译衍变过程了。

　　中国翻译界奉为金科玉律的“信雅达”标准就是严复提出来的。但是，完美地做到“信雅达”是不可能的，每一次翻译，都意味着对原著一定程度的背叛。黄克武讲述了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围绕着“信雅达”的争论与各自的翻译实践活动，而提出这条标准的严复尽管是公认的翻译大家，也并非无可指摘。严复翻译使用的文字是桐城古文，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不易为人理解，所以在“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后很快被淘汰了，清末以来译自日本的书刊数量极多，约定俗成之后，西学的词汇很多被日本舶来词取代了。另外，严复的一些个人习惯，比如喜用音译、喜用中国传统词汇等，在翻译上经常也是不合适的。

　　事实上，《天演论》这个书名，也是严复生造的。原书名Evolution and Ethics 应当是“进化与伦理”，严复这个书名的指向是很模糊的，何谓“天”，它是否能等同于西方科学意义下的“自然”（nature）？但是，这个书名确实非常成功地引起了中国读者的注意。黄克武肯定该书书名之转换所具有的象征意涵，评价这是一种高明的翻译手法。“天演”的概念同时包括了赫胥黎所说的“宇宙过程”与“论理过程”。严复所创造的“天演”一词因而包含了大自然的演变（evolution）和其衍生的伦理原则（ethics）。

　　这部作品也研究了严复启蒙思想的核心观念，即以教育来“愈愚”，讲述了严复与桐城派的渊源，分析了严复对儒家伦理的继承以及他的东方思想与西学源流的结合，黄克武还讲述了严复与梁启超、张謇、吕碧城、孙中山、袁世凯等清末民初名士、政治人物的交往，织就一张思想流播和相互影响的大网。对清末民初的许多读书人来说，严复是一位重要的导师，他的《天演论》等作品所带来的科学宇宙观，促使他们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未来。

　　在文化方面，严复重视“孝”道，主张调适、稳健的“继往开来”，他又因疾病、家庭情感困扰而患上烟瘾，这些都不为“五四”以后激进的主流知识分子所接受。正如黄克武所说，身处中西文化接轨关键时刻，严复的一生充满了冲突与挫折，使他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冲撞、拉扯。重新认识严复，也就是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性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