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羽茜/文

　　这本融史、诗、思于一体的小说集，沿袭了赵毅衡一贯的风格。赵毅衡是符号叙述学专家，从学术领域到小说天地，笔致虽经文学性润饰，但理性思辨和学者气质依旧闪现在行文的字里行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的小说写作实现了文论叙述与艺术演绎的生动融合，生发出一种不可多得的高远气象。

　　作为一名学者作家，赵毅衡对小说创作一直跃跃欲试，并自谦为“形式实验者”，将符号叙述学五花八门的原理付诸实践。在他看来，理论研究并非纸上谈兵，反而对写作指导大有裨益。《沙漠与沙》这部小说集，是在形式论外壳下潜藏丰沛的创作能量和厚重的历史关怀，以“元小说”的策略追寻遗漏在时光长河中的历史记忆。

　　以《在历史背后》的“刘知远·白兔·李三娘”故事为例。作者紧扣传统剧目中关键性意义的空缺——身为伦常道德表率的刘知远缘何弃发妻十六年于不顾这一问题，揭示了传统政治权力借助道德外衣自抬身价的不争事实。同样的，《晁盖之死》也是对历史事件的重释性叙述。《水浒传》中义薄云天的草莽英雄神话被鬼气森然的叙述手法一一消解，绿林好汉们替天行道的侠义精神也在政治权谋面前不堪一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贯穿小说始末的诡异气氛——在一遍遍“梁山好汉不死”的口号式强调下，水浒英雄们展开按部就班的复活仪式；在铿锵有力的排比句式中，万众一心的聚义精神似乌托邦般虚幻飘渺；在梁山好汉们洞若观火的了然态度下，“从此梁山好汉死后不再复生”的绾结之笔令人胆寒，悲从中来。作者不改变原有文本叙述节奏与语言风格，以细节上的精研细磨塑造人物、渲染氛围，使读者直接面对祭典这一过程本身所有的仪式化特征及其裹挟的怪力乱神色彩，引导读者入乎其内，心神为之一颤。

　　这种对历史的反叛，源自赵毅衡犀利独到的现代批判意识。正如《沙漠与沙》中所言：“历史如地壳，缺口缘缝而生，才会愤怒地呼号，或者更准确地说，所知不多者，才有胆量为历史代言，试图在厚实的疤痂上叩诊。”它是对历史有一定距离的观照。同时，也是现代小说对自身叙述行为的自觉。

　　被拆解的传统符号伴随着一种荒诞与虚无感，使历史事件经多重阐释之后似真似幻，复归混沌面貌。例如《沙漠与沙》一篇，作者先以一段娓娓道来的传奇拆解了历史本身携带的浓厚意识形态，而后在结尾处添上“小说之后”“小说之前”的元意识叙述干预，实现对逻辑线索明晰的传奇故事的“二重解构”，为原本扑朔迷离的历史增添了一份芜杂与不可知性。赵毅衡也曾以生动的比喻解释这层变幻莫测的虚实关系——“（元）小说……自我点穿了叙述世界的虚构性、伪造性，就好比傀儡戏的牵线班子，本有一道布帘遮盖，现在撤掉布帘，读者就不再可能把演出当作‘真实’的……在这样的元小说中，小说及其对象就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了，虚构和‘现实’可以任意转换，转换到不知何者在虚构何者。”诚如斯言，元意识的闯入使小说虚构的艺术形象与真实历史事件无缝衔接，将艺术历史化，也将历史艺术化了。

　　赵毅衡对现代小说意识的谙熟使他对运用元小说技巧创作时驾轻就熟。同时，他超乎寻常的敏锐知觉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又使创作不致流于板滞和空疏。由于师承卞之琳与白芝两位先生，赵氏小说兼有形式论的技巧与传统诗性文化的古雅韵致。这在小说《侠与妓》行止有序、疏密得当的笔触与形式化的朦胧结局中得到生动诠释。此外，因早年留学海外，作者笔下的中国历史被身处异国文化体系中的“他者”目光赋予了以往文学史未曾提供的新视域：《芜城》中套绣鞋、穿斜襟红绸褂子、手握檀香扇的歌女，令人思索离乡背井的海外群体的归属意识；《易经与考夫曼先生》中从周易大师沦为借占卜谋生的风水先生李舆生，让人思忖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藩篱又该何去何从；《注视三章》中为达成预期演出效果而在表演中不惜自焚的老艺人，使人在扼腕之余不禁思考人们应如何应对自己关于被注视的欲望。

　　“最可怕的不是变成一粒沙，变成千万粒沙中的一粒，而是落到沙漠尽头之外的沙漠之中，消失在一切注视之外。”在由符号虚构起来的叙述中，意义本身也是叙述的产物，而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同样由符号构筑的大文本。正因如此，在赵毅衡的小说创作中，文本的意义被搁置一旁，而史料空缺条件下自由发挥的创作活动本身被进一步凸显。可以说，这样的创作是抽离于线性演进的时间这一注视之外的，但同时，它又在浩瀚无垠的历史洪流之中，在一切古老神秘的感觉和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