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颐/文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辞世，享年85岁。

　　史景迁常被比喻为“学术明星”。他的长相酷似老派影星肖恩·康纳利，风度翩翩，作品数量众多而且通俗易读，拥有庞大的“粉丝团”。

　　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3岁时就读温彻斯特学院，后进入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大学毕业旋赴耶鲁深造，师从芮玛丽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1965年，史景迁以博士毕业论文《曹寅与康熙》获波特论文奖并破格留校任教。这部作品讲述了曹雪芹祖父曹寅的官宦生活，重点放在曹寅作为包衣奴才与康熙的君臣关系以及曹寅如何履职的过程。这是史景迁治学生涯的开始，也奠定了他毕生治史的史料学和方法论基础。

　　史景迁致力于明清断代史研究，但并非只聚焦于政治领域的上层斗争，他的作品描绘的是一个全景式的社会图像，上至帝王将相、官员文人，下至贩夫走卒、无名百姓。史景迁擅长淘洗“废料”，然后“精加工”，让蒙尘的往昔重新焕发光彩。所有的个体生命都被他放回到时代的大背景里，丰富史料与生动叙事相结合，再现鲜活灵动的历史现场。

　　以“描绘”来形容历史学家的阐释，一般来说是不妥当的，但对于史景迁却很恰当。

　　史景迁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起初是因为《王氏之死》的轰动效应。该书将笔锋对准清初山东剡城、淄川农村人民的贫苦生活，一个妇人不堪重负、与人私奔，最后惨死在丈夫手下的经历，所用的材料来自山东剡城的地方志、地方官吏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并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相互鉴见，这是写常人所不写，思常人所不思，具备识见和思维拓展的突破意义的作品。史景迁作品的文学特色也得到了充分展示。书中写道：“王氏的尸体整夜都躺在雪堆里，当她被人发现时，看起来就像活人一样；因为酷寒，在她死去的脸颊上保留着一份鲜活的颜色。”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史景迁每部作品的结尾，几乎都有类似的笔调。

　　难怪质疑史景迁的人会批评他写的是小说而非历史研究。对于主流学院派所重视的理论分析来说，这种写法是违背传统，难以容忍的。从总体来看，对于具体可感历史人物的关注让史景迁投映了他的想象，但他从未丢弃对事实材料的解剖与对真实境况的尊重。

　　1989年，史景迁应北京大学之邀，作了题为《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中的中国形象》的演讲。他强调了研究“世界文化总体中的中国形象”的意义，“不仅对中国文化的重构”，“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很重要。

　　史景迁的作品是属于中西交流、文化冲撞的研究。比如，《胡若望的疑问》写一个出身寒微、粗浅文墨的汉人前往大洋彼岸担任传教士助手工作的经历。“为什么把我关起来？”开始提出的疑问到最后都没有得到解答，但在读者心中激发的涟漪，可能会设想一个离乡漂泊、举目无亲，有点精神疾病的人，面对陌异的世界、喧杂的晦涩信息，他的头脑和心灵会产生怎样的风暴？无论西行，还是东游，近世四百年就是这样一个席卷而来、全世界措手不及的历史时段。古老封闭的中国茫然失措，四顾求索。

　　于是，《改变中国》写了1620年代到1950年代在中国的16位洋顾问；《太平天国》写西方宗教落足中国本土所形成的匪夷结果；《大汗之国》写了从马可波罗时代到20世纪“西方眼中的中国”的形象变化；作为美国大学中国历史标准教科书的《追寻现代中国》梳理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动荡与悲剧，史景迁说，“我希望，将对现代中国的‘追寻’作为一以贯之的着眼点，可以揭示中国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洞悉当前的状况。”

　　史景迁大半生投身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长期担任《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媒体的特约撰稿人。2004年，史景迁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授予他美国人文学界最高荣誉“杰斐逊讲席”，评论说，他的大量书籍和文章“提升了西方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