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玲玲/文

　　南宋诗人翁森曾作《四时读书乐》，春夏秋冬开卷而读，在读书中积累成长知真我，只是这境界并非人人都有。现代社会日趋浮躁，视觉图像化成了大势所趋，纵有时间，手机也是消遣时光的首选，又何况是静下心来钻研呢？幸运的是，在自己难以静心的时候，读到黄仕忠先生的随笔集，封面上书四个大字——书的诱惑。书的诱惑？诱惑何在？打开书本，犹如听他娓娓道来。

　　这集子收录的内容繁多，有自述、有忆人、有访书记，有书评和序跋，更有杂论。黄先生在开篇的“上学记”里讲述了自己的求学之路，从小僻居山村但嗜书如命，因为热爱读书，得以考上杭州大学，在如饥似渴的阅读中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在广泛的阅读中，拓宽了知识面。在研究生阶段，他深受导师徐朔方先生的影响，徐先生对学术的严谨、对读书的热爱，令他看到了淡然的学者之气，看到了积累与沉淀的重要性，更让他明白了学术的目的应当是求真。在他攻读博士时，王季思先生同样给予了他鼓励和启迪，书中有几则王先生关于“名与实”“锐气与成熟”“思想与教条”“专精与博学”的谈话，虽寥寥数语，却尽显学者高远的视野。

　　第二部分“访书记”，当是此书最为精彩的部分，因赴日访学的机会，他发现大量未知的中国戏曲文献，为此费尽周折，访求著录，既是“为人之学”，亦是“为己之学”。在这一集中，黄先生漫谈了为撰写《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而与日本友人合作，并亲赴日本各大藏书馆的经历，其中有求书不得的波折，也有偶得好书的兴奋。外行人对古籍怕是避之不及，但黄先生不同，从古籍入手考证先人思想生平，就如揭开了历史的面纱，他感慨“窃以为，捣鼓古籍文献，实是其乐无穷”，个中滋味，当局者知。黄先生特意详述了长泽规矩和王国维的藏书故事。百年前，静安先生用端秀小楷批校着剧本曲目，如今后人再读他“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的志愿，方知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便是“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可视手段而后可”。不为功利，但求学问，加之爱书敬书，才成其高远境界。

　　第三部分“品书集”里的文章，便是杂谈，谈阅读后的印象，短小且有趣，有记人记事，也有记史，比如李零研究《孙子兵法》，融会百家，最终写成《兵以诈立》。然而，国外有人从《孙子》中炼出一套管理秘笈，北大哲学系也特意开设了专门的“老板班”，可惜李零让跃跃欲试的老板们失望了；又如一代名伶梅兰芳，早年也有过“堂子相公”的经历，虽后来隐去不提，但“堂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中国戏曲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再如后人痛斥袁氏窃国倒退的历史时，或许想不到拿“国情”拒变革的事情在当代也屡见不鲜。诸如此类，皆是觅书、看书、藏书或与书友闲谈时的点点体悟，似浅实深。

　　第四部分为“论学集”，虽篇数不多，多为书信，读之却令人感慨良久。黄先生提到：“现在的问题，其实不是‘烦躁’的问题，而是在经过了一个特定的时段后，我们已经不知道真正的学术是什么，真正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是什么了。”归根到底，没有热爱和钻研都是妄言，做学问也要用善意积极的态度才可行，恰如胡适所言：“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除了论学，也兼怀人，已逝之人虽不在，但也时常入梦来，无论是导师还是小叔，他们留给作者的是治学的态度，也是做人的风骨，十年生死两茫茫，纵不思量也是意难平。

　　黄先生曾在《<琵琶记>研究》的后记中谈到：“当深入某一作家的心灵，便是得到一个永生不渝的知己，静夜之时，每可作心灵的对话；虽或偶尔相别，也必时时挂念，留意其最新消息，关心别人之议论与评价，以至于历数十载而不变，不亦宜乎！”这番心境是从容，更是痴迷。“对于学者，书要紧的是用”，这是黄仕忠先生一生恪守的箴言，“用”前的寻觅、钻研不言自明。那么对于普通人呢？做不到“用”，做到“看”也未尝不可，毕竟读书之乐唯读书者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