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富军/文

　　我们生长于农村，对老农民太熟悉了。夏日，戴着凉帽，穿着补丁打补丁的衣服，皮肤黝黑粗糙。每日劳作，不是在田间做农事，就是在家搞副业，再就是挑着担子做些小生意。还有就是有不良习惯，如抽烟，如爆粗口。

　　那时候过年，家家都会贴上年画，年画上宣传工农，画中的农民总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穿一件干净的衣褂，肩上扛着一把锄头，颈上还挂着一条毛巾，健步走向田间，田间会有黄灿灿的稻谷。这样的画贴在墙上，给年关增添喜气。

　　过年了，老农民们便从箱底取出好衣服，穿在身上添喜，新穿的衣服上总还有樟脑丸的香味。过年图吉利，老农们也没粗口了，如画中人文明起来。

　　那时，农村放电影不多，样板戏《龙江颂》中的农民形象也意气风发的，浩然小说中也有高大全式的农民。而在我们眼中，他们便是我们的未来，是理想化的农民。当时没有高考，除了从军外，做个好农民，扎根农村一辈子革命就是我们认定的命。

　　后来，高考恢复了，我居然考上了大学，鲤鱼跳龙门，接触到好多在当时我们看来是“高干”子弟、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子弟的同学，听他们描述各种生活、各样人物，谈古论今，上通天文、下达地理，眼界大开。不久就进入了八十年代，我们同学在阅览室里看到了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被镇住了。大家都说：真实的老农就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们农村学生最有发言权，那古铜色皮肤上有汗滴与深深的皱纹，双手端碗，更震撼人的是目光与表情，好像突然发现你在看他，欲说什么又木讷了，像在乞求什么，又像是自言自语，饱经沧桑又不哀怨。

　　奇怪的是，耳朵上夹着一支圆珠笔。据说是表示新社会新农民追求知识，不损坏工农形象。老师介绍说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有经验有水平的城市同学们滔滔不绝，谈现实主义批判、乡土写实等，也结合当时的伤痕文学进行评论。班级中我年龄最小，加上我本身不懂绘画，听得云里雾里的。我们的认识很简单，生活中很少见老农民耳朵夹笔的（常见木匠为划线方便夹扁笔于耳后）。

　　文学理论千万条，真善美，真是基础。片面拔高的风气就需要纠正。其实老农还有更多的优缺点。他们做小买卖时会斤斤计较，有时贪一些公家的小便宜，也节俭，有好吃的总省给孩子，也胆小怕事，而在卖公粮时总会抡着扁担高声吆喝。他们是这样一些矛盾的集合，而质朴、勤劳是他们的底色。

　　年画上的“理想化”老农，生活中真实的父辈老农，罗中立油画《父亲》里的老农，都为我认识乡村进而认识社会打开了一扇窗。从八十年代开始到新世纪，农民阶层逐渐缩小，改革开放后，青年们再也不愿意困在家乡，他们走南闯北，打工经商，追求财富，改变命运。但是，国家以粮为纲，农田是不能抛荒的。于是，农忙时节，乡村田野上总见一些老农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坚守着土地。每每此时，我想起罗中立的《父亲》，更是理解了画家的深意，仿佛找到了历史内涵。

　　出门打工者叫农民工，这个非工非农的特殊称呼让他们找不到归属，就像他们在城市努力创建大厦又无法承受高房价一样讽刺。回到家的青年们大部分办企业经商，也有的继续务农，如今也成了老农，只是耕作方式大不相同，也用不着穿补丁打补丁的衣服。

　　如今，我们已经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华丽转身。传统的老农形象渐成历史，中华复兴、乡村振兴无疑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而罗中立笔下《父亲》那样的老农怕难复原了。我很想把记忆中的农民写出来，却力不从心。看到电视剧中的农民形象，真不敢恭维，拍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却找不到那个时代的真实氛围。我举个例子，当时，我们这里几乎所有农民都有肩茧，是挑担留下的，赤膊时即见，层层脱皮，右边比左边的厚，因为挑担大部分用右肩。这是大可作为细节来呈现的，还有挑担时用肩垫，或在肩膀处多打补丁。但据我所见，影视中的农民赤膊时的两肩还是平平的，光滑的，也没有了《父亲》画笔下的眼神，那种深度呈现老农内心的表情。电视剧在唯美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们用现实的唯美需要来图解老农，图解历史，呈现出来的是消费对象，这与用高大全表达老农一样是滑稽的。正如现在的抗战剧一样，按照我们过把瘾的需要来描述战争，且谍战中的情报人员，是拒绝美女帅哥的，越平常的人越能隐蔽，而我们片子中的情报员个个靓丽生动，吸引眼球，真让人哭笑不得。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违背真实，艺术生命是不长久的。罗中立的《父亲》让我求真。查百度可知，有人提议重画《父亲》，去掉耳朵夹圆珠笔的细节，但反对的声音很有道理：“圆珠笔这个小小细节是那个时代抹不去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细节深刻地诠释了油画《父亲》本身产生的历史，成了《父亲》的胎记。”“油画《父亲》所承载的东西是不可能重写重画的。《父亲》一旦诞生了，它就属于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