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佳慧/文

　　乡土世界自身就是一个与城市迥乎不同的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熟人化”和“差序格局”的特征。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观念的冲击，农民的价值追求不再仅仅拘于乡村，而是逐渐朝着市场逻辑靠拢，使乡土世界呈现出“去熟人化”的特征。《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一书，以原有的熟人社会的面貌为参照，阐述分析21世纪乡土社会的嬗变。作者杨华从族内族际关系、代际关系、婚姻关系、人情礼仪等几个角度切入，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立体的乡村关系模型和组织运行机制，直观展示了乡土世界精神内核、价值规范和行为逻辑之变。

　　“公”与“私”是理解乡土世界绕不开的关键词。乡土世界有两套不同的程式：一套基于人情和宗族关系，适用于圈内的熟人，即所谓的自己人；一套仰赖的是既定的规章制度，适用于关系圈之外的人。“公”与“私”在具体地域的运行并不完全相同，体现出南北差异、地区之分。

　　在北方，对“公”与“私”的界定取决于族际还是族内，族际属于“公”的范畴，族内属于“私”的领域。在实际治理时，族长的权威不能蔓延到族外，用私人手段解决公共问题，否则会被视为“不合规矩”。北方多姓共居的格局使家族之间需紧密联合，形成“关系共同体”，村庄成为生命体验、自我确证的场所。村民在参与村庄事务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主体形象，获得参与感和安全感，在成功建设村庄的过程中不断驱动积极的循环。北方农民对新闻联播所承载的抽象的“公”的想象和热望，反映出北方村庄以“公”为大的族群特点。南方农民的社会性、功能性需求则在宗族这个“大私”内部完成，反映为宗祠建筑、灶神信仰。南方村庄以宗族为依托，并无北方多姓杂居的传统，外姓即使生活多年，也无从获得归属感和当地感。本姓可以在村内的建筑工事、村史中寻找情感的脉络，外姓却始终无法探寻自我的根系，获取存在的合法性，最终只能回到自己的乡村。当村民从一个更为长远的维度打量自己所处的位置，把自己当作参与村庄建设的先辈的延续，建立了“回溯历史、展望未来”的情感联结，他的个体生命就不会局限于一时的享乐，也不会因为暂时的失意陷入颓靡，而是变得更为坚韧、积极，获得一种“心有所寄”的宗教般的治愈效果。从整体的角度去观照，对祖辈的尊崇、对道德的规训也让村庄文化呈现出良性的氛围。

　　以往的熟人社会，家长里短都被以“公共”的姿态晾晒出来，以村落的伦理道德为基准加以价值评断，对男女私情的指摘、对家庭纠纷的论断是一种“理所当然”。如今，村民的交往更加私人，偏向消遣娱乐、维持关系和谐平衡。农民走出村庄务工经商后，村内舆论对他们的约束度大大减少。在赡养问题、情感纠葛上，舆论失去了以往的权威效用。但在彻底离开村庄前，他们的归属依然是村庄，在一年一度的回归中，一些农民依旧致力于参与公共事务、展现经济实力，塑造自我形象。和熟人社会的面子人情相比，21世纪的乡土世界中人际关系呈现出淡漠、利己的趋势。当农民的身体和心灵都已“不在场”，熟人社会的属性被层层剥离，村庄不再是伦理共同体和情感的皈依之地。典型的表现就是“人情”的退场与“仪式”的虚浮。过去，借物、串门、搭伙等日常的“人情”网罗乡村，增强着凝聚力和温情感；市场逻辑深入人心后，在功利和算计下，乡村的人情链从简化到断裂。“公”的退隐带来的是宴席举办仪式的无序混乱、攀比娱乐。

　　熟人社会阶段的乡村，“出气”的时间、对象都可以置换，农民不求立刻出一时之气，这种长久蛰伏的姿态显示出乡村作为一个伦理共同体的平衡性。此时的“气”处于一个道德伦理浓厚的环境中，下对上的僭越造成的影响难以消除，被冒犯的长者会采取“结束生命”的方式唤起强大的道德舆论。人口流动之后，气演化为“即时”的、一一对应的，手段也趋于简单粗暴。过去，乡村人的关注点不在“此刻”，而在于数代后的血脉延续。生子、为儿子娶妻，是乡村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以至于生育上的困难、儿孙的不孝都会导致他们“生命之弦”的断裂。当下，面对子女冷漠索取的态度，一些老人依然保持“付出”的惯性，攒钱买房，供养子女，自力更生为自己“养老”；一些人已经转变观念，选择存钱养老、购买养老保险，不再背负过度沉重的期待。从妇女生活这一重要切面去看，乡村世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妇女来说，婚姻不再是永恒的枷锁，从追求归属、维系家庭的逻辑中解放出来，以爱情为上；婚姻也从家族转向私人，仪式的严肃和庄严被逐步消解。在人情维护方面，妇女也脱离了原有的固定模式，拥有了一定的决定权。留守妇女的个人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孤苦，她们串门、走人情、跳舞，获得精神需要的满足。乡村世界的方方面面，无一不昭示着21世纪以来人们价值观念与交往的行为逻辑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