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呆/文

　　《春风花开－我所经历的1976－1985年》一书，摆放在我的案头。我抚摩、端详和翻阅着，感觉是那么的亲切，又是一番感慨涌上心头。

　　写作和出版这本书并不在我的规划中，它的出现似乎有点偶然。去年底，面临即将搬家，我担忧起来，搬运书籍那是一件劳神费力的事。这些书是一本一本、一年又一年积累起来，特别是早期的书籍，都印记着我青春的足迹，沾着我成长的印记。那么，我好好地整理一下，让每一本书从自己手中重新“体会”过去，定会唤起我许多的回忆，我可以写一辑甚至是一本《旧书新读》的文章呢。

　　接着，我阅读到为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各地纷纷在筹办活动，比如征文，心中翻腾开了，并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要“以自己个体的经历来反映春潮般涌动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特别是文化生活”。

　　这新的“定位”，显然比原来的想法，格局更高，视野更宽，主题更突显，我心中难抑激动。

　　写作的缘由，来自一个偶然的触发，其实也包含着必然，因为我拥有生活积累，并有文字表达的能力。

　　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场伟大变革，用“翻天覆地”这个词形容变化一点也不为过。

　　当今年轻一代，面对这个精彩缤纷的世界，觉得很平常——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而我们这一代的每一次回望，哪怕是一个小物件触动的回忆，都是怦然心跳，恍如隔世。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我已经18岁，是一个国营工厂的青年工人，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自学青年”“文学青年”。作为我这样的一个人，无法也没有能力从宏观上去阐述和归纳改革开放的意义和成果，但可以从自己亲身经历、以细节反映这个社会的巨变；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今我们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今年1月，我开始写作。

　　电影导演李安曾称：“表演最重要的两大原则就是放松和专注”。我想，这同样适合于写作。

　　此时，我左手掌麻、木，那是去年下半年莫名其妙地患了小中风落下的后遗症；此时，我又莫名其妙地患上了肩周炎，右肩膀酸、痛，而电脑写作，恰恰离不开双手。没有患过肩周炎的，不知道其疾病带给人的不便和苦痛。每当我写了一会儿，实在酸痛得厉害，就踱到走廊或客厅，甩甩手，再回到电脑前。肩周炎甚至让我拿不起书橱上的几本书，一次启动电脑没有按到有弹性的按钮上，却按到机体上，反作用力使我的臂膀剧痛得屈下身子，长时间的“嗷嗷”直叫，惊动前间的妻女惊问：怎么了，怎么了？

　　写作中，也正逢我们最大的传统节日——春节。大过年的，我也钻在书房里时而凝神思，时而“啪啪啪”地击打键盘。小区门前张灯结彩，四周是鞭炮声四起，似乎与我没多大关系，即使是除夕晚上，春节联欢晚会演得正闹猛，我也端坐在书房的电脑前。

　　往事在电脑键盘的击打中，漫漫地流淌出来。我出奇地平静，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不回避，不拔高，不粉饰，不夸张，甚至抛弃个人的恩怨、得失，真实记录事件，真情面对读者。

　　就这么一件件、一桩桩道来，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极度贫乏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风生水起、春潮涌动的日子。这是一份青春记忆、民间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

　　这是一个人行走的故事，也是一个人看到的沿途风景；这是一个人的成长足迹，更是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因为一直眺望理想的星空，所以一直坚持奔跑在路上，有付出，有艰辛，也有痛苦，才都成为今日充实和幸福的回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没有碌碌无为度过自己的青春，而背景则是伟大的改革开放，如果没生活于这个时代，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我花费了100天的写作，4月初完成了书稿，进入出版程序，同时开始在《温岭日报》连载12篇，约占总篇幅的六分之一。11月下旬，本书出版上线，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在推介中称这写作是“小视角大视野”，11月28日《浙江日报》在《记录腾飞史 致敬四十年》一文中评述《春风花开》一书是“记录中国经济腾飞的黄金岁月里的文化生活往事”。

　　记录是为了铭记过去，更是为了珍惜当下。这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

　　谨以此书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