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佩蓉/文

　　2018年的春天来得有点早。东风吹开一个中年男人绵密的记忆，那些酝酿已久的花儿终于绽放了。

　　认识李呆先生很多年了，他已经不再年轻。时光在他的额头留下了春风拂过暗花扶疏的阴影。捧读李呆新作《春风花开》，我再一次被文字牵引着，溯游到1976年——1985年的特定历史时期。那段时光隧道里正回放着他的往昔和青春。

　　《春风花开》在选材上截取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铺展开风云激荡年代一个年轻人成长成熟的画卷。作品从高中阶段热爱图书室阅读尝试写故事起笔，到高中毕业经历支工支农的重大选择；从接受招工体检到进入县化肥厂上班；从窝在集体宿舍如饥似渴读诗集啃《新华字典》，到在《温岭文艺》发表诗歌处女作，全书没有轰轰烈烈的场景，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在日常琐事中展现复杂社会现象下，一代年轻人的心理状态、行为方式、精神追求和生活情趣。就像漫山遍野的花籽，接受春天的温润召唤，承蒙春晖的照拂、雨水的洗礼一般，这些文字的温度来自题材的平实。女同学的礼物、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新华书店买书、第一次发表作品，都是深藏在李呆心中渐次开放的花朵。李呆的青春也和这些花朵一样丰饶。在校——在家——进厂——创作——参加文代会，一幕幕往事在文字中闪现。藉着芳香，他完成了对青春的缅怀。我从文字的间隙里读出了光阴缓缓逝去的味道。

　　《春风花开》在构思上以小见大，在平常小事中做深入开掘，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重大社会变革。当时，“四人帮”刚刚粉碎，百废待兴。上山下乡、派驻工作组、狠批资本主义路线等政治运动热火朝天。有太多的激情需要消耗平息。如果文章一味以歌颂为主线，很容易成为政治的附庸，必然淹没其灵性。作者从面到点，选取一个个“小”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温岭县委向各大队派驻了工作组。县委工作队是被敲锣打鼓迎接进来的，说起来，我还是敲锣打鼓中的一员”，“做生意这一道红线，还是碰不得，直接影响了我认识的两个人的前途”，“大队文艺宣传队都是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有些只有十几岁。在贫穷又无聊的日子，年底了，大队小学里夜夜锣鼓敲得咚咚直响，有些是在排练节目，有些则是纯粹在看热闹，在玩”，作者或听说或旁观或参与其间的活动，借助细节描写，结合简单的议论，从小处着笔大处落眼，反映出纷繁的社会生活现象。就像被时代浪潮裹挟着的沙粒，默默地承担起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春风花开》在语言上朴实无华，不重藻饰。作者保持了一贯节制的用笔习惯，叙事通俗直白，语气平缓闲适，以俗为雅，直接抒写对生活的体验和情感。“她有这么大一个打针盒，又怎么舍得送给我呢？想想就激动，想想就有令人心跳的感觉”来描述初次接受女同学礼物的惊喜。“国初用手掸了掸‘的卡’的衣袖和前襟，很郑重地说”，一掸一郑重，勾画了国初叔穿上“的卡”中山装的得意。那年月，在大会堂看电影是一件奢侈的事。“持有电影票者则带着明显的优越感，趾高气扬，目不斜视，一脸神气地走过。皮鞋后跟的铁钉敲击着石板路，发出清脆的响声”，这些文字遵从内心的呼唤，每一个字符都贴着地面，看上去全无颜色，却有一股暗香，令人回味无穷。反复品读这些句子，好像抚触着一樽粗瓷老坛，目光在繁密的纹路上自在游走，不疾不徐。

　　读罢全书，掩上书页，已近子夜。渐渐远去的人和事，像一封旧时光里的信笺，让我真切地嗅到春风吹过，花开如昔。

　　本报记者 庞辉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