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有风吹/文

松门风物记

寄命于波涛之间的讨海人（一）

　　“讨海”这个词来自闽南语，意为向大海乞讨为生。先民们畏惧海之神威，但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靠海吃海，便以“讨海人”这样谦卑的自称来乞求自然的谅解。

　　我们的先人以海为田，以渔为业的历史由来已久，他们凭山俯海，世代寄命于波涛之间，此中的艰辛与苦难，也是我们现代人难以体会的。所以在本期《松门风物记》里，我将追溯“讨海人”的渔业传统、生产生活、信仰世界，以及各种习俗、禁忌。

　　关于“讨海人”称谓的来历

　　宋代以前，关于此间渔业或渔民的史料记载，几乎没有。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封建王朝重农轻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松门所处的浙东南沿海是江南的后开发地区——“古称荒域，僻处海滨”。

　　很久以来，松门为海中岛屿，孤悬于海，到了元朝开始修筑海塘，才与陆地相连。海塘的修筑和河道的疏浚，为此间的渔业人口的聚居提供了条件。明初松门卫城的修建，直接催生了人口和经济的聚集，到了明朝中晚期，“松门西廓市，居民以海为业，有渔舶以千数”。（明《嘉靖太平县志》）

　　然而，明亡清兴。顺治年间的“迁海令”，强令沿海30里内的居民全部内迁，这给此间的海洋渔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虽然20年后复界，居民重新迁回卫城，但本地的渔业却已一蹶不振。

　　据朱正元在道光年间所辑的《浙江省沿海图说》中记载：“松门无商船，渔船约共一百六十余号。”还有：“松门卫，城内居民稀疏，唯南门大街，稍有市里，街道亦尚坦阔，近处并无市集。”

　　从明嘉靖年间的“渔舶以千数”到清朝中晚期的“约共一百六十余号”，渔业的不振带来了市集的萧条。当然这些是有原因的，因为清廷在废迁海政策后，又对渔船的大小作了种种限制。当时法令，渔船不能树双桅，只能用小船近海钓捕，强制性地缩小了渔业经济的空间。

　　所以，这一时期松门滨海的渔民并不多，而且他们不是专业的渔民，大多亦农亦渔，并以农业为主，农闲时才会在近海滩涂捕捞作业。

　　而此时，在松门周边的岛屿上，却有一批海上移民正在悄悄聚拢，他们来自福建的泉州、莆田等地。每年八九月，他们从闽东南沿海结伴泛舟而来，并集结在大陈岛附近海域捕鱼。为了能捕捞到更多的海产品，他们要在海上停留数十天，甚至几个月。于是他们在大陈岛、石塘山、龙门岛等地搭建临时住所为中转，并在后来逐渐形成了聚居村落。因为在海岛上是无法耕种水稻的，只能种植地瓜等耐旱作物，而仅仅依靠这点农业产量是无法生存下来的，所以他们只有出海捕鱼来弥补农产品的不足，以维持生计。

　　于是在松门周边的岛屿上，一个新的专业渔民群体形成了，他们也承袭自己闽南家乡的习惯叫法，称自己为“讨海人”。

　　东海“鱼汛”和闽浙海上移民迁徙路线的形成

　　浙江东南沿海的舟山群岛、三门湾、乐清湾等海湾相对封闭，地处河流的入海口，注入海洋的河流带来了大量的有机物，加之冷暖洋流的影响，海洋生物资源异常丰富，形成了东部沿海最主要的几大渔场。离松门不远的有大陈渔场和舟山渔场，其中以舟山渔场的规模最大。

　　舟山渔场自明清以来，就是中国最大的渔场。它盛产四大海洋鱼类：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

　　而明朝时，黄鱼的捕捞，规模极大。我曾整理过一段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的笔记，里面有关于东海“黄鱼汛”的记载：

　　四月，为黄鱼汛。因为黄鱼要在三四月间散子，聚孕，所以每年这个时候，鱼群都会向舟山附近海域群拥而来。

　　黄鱼汛分为三水，其实也就是三个鱼汛拨次。

　　四月小满时节为头水，这是第一拨鱼汛，鱼群来势汹汹。因为当时捕捞工具落后，无法截住这个声势浩大的鱼群，经验丰富的“讨海人”往往会让过这一水。

　　五月端午时为二水，这是第二拨鱼汛，鱼群平缓了许多。讨海的渔民们只需用网把鱼群四面围住，然后向鱼群泼以淡水，鱼儿马上就会入定不动，这样就很容易地把它们从海里捞上来，金黄的鱼堆在船上，像山一样。这第二水的鱼汛收获最大，获利巨丰。

　　六月初为第三拨鱼汛，此时的黄鱼，个头已渐渐变小，鱼群规模也不如上两水。

　　东海黄鱼，还极具营养。明代《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也说：“初水来者甚佳，二水、三水来者，鱼渐小而味渐减矣。”

　　还有，在八月捕捞上来的叫“桂花黄鱼”，在腊月捕捞上来的叫“雪亮”。

　　对东海黄鱼的捕捞，在清朝时，更多采用的是听声法。据光绪《玉环厅志》记载：“黄花鱼，也叫石首鱼，春天里产子。鱼群经过时，它们发出的声音就如同蛙群在叫一般，非常吵闹，渔人则听声放网。听声的方法是用竹筒探入水中侦测，当鱼声向上时，就马上两头收网，群鱼无不就擒；而当鱼声向下时，则是说明鱼群从船底下逃走了。”

　　东海的“黄鱼汛”主要集中在四月到六月，而到腊月，就是大陈渔场的“带鱼汛”。秋冬之后多西北风，渔民乘风出外洋，恶风群鱼皆匿，唯带鱼上钓。

　　带鱼，在寒冬腊月里最为兴盛。所以在市场上卖的鱼品中，数带鱼最多。那时，大家看到的带鱼往往是没有尾巴的。因为在海上钓带鱼时，一旦上钓，则整群带鱼互相衔着鱼尾被钓上海面，所以才造成了带鱼尾巴的脱落。

　　福建的莆田和福清人善于钓带鱼，在整个明清时期都非常有名。《明季北略》中记敘：“台之大陈山、昌之韭山、宁之普院山等处，出产带鱼。犹闽之蒲田、福清县人善钓，每至八九月，联船入钓，动经数百，蚁结蜂聚，正月方归。”

　　每年八九月，他们从闽东南沿海，结队而来，钓带船数量庞大，动辄数百。因为带鱼钓期非常之长，以九月至第二年的二月止，于是他们就在松门周边的海岛上“搭茅厂”暂住，过年后才返回家乡。

　　其中一支来自福建莆田的钓带船队，就落脚于钓蹦（钓浜）这个地方，后来逐渐在此聚居。看来，“钓蹦”这个地名的来历和莆田人在此进行钓带作业是有一点关系的。

　　明末清初，闽浙间这条鱼汛路线的形成，也为闽南人在清朝中后期，大规模迁居与松门隔海相望的石塘山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