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启龙/文

　　合上胡成《河西走廊》的前几页，窗外的蝉鸣似乎瞬间被风雪吞没。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廿六，夜，大雪。裴景福坐在一辆颠簸的马车里，裹紧了身上那件从广东穿出来的棉袍。棉袍早就破了，袖口露着发黄的棉花，但他顾不上这些。他把手缩进袖子里，尽量让自己暖和一点。车窗外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雪，无边无际的雪，落在庄浪河结了冰的河面上，发出细碎的声响。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只写了八个字：“宿茅店，雪仍未止”。这八个字，写尽了一个流人的夜晚。而写下这八个字的人，在几个月前，还是广东官场上最耀眼的人物之一。

　　裴景福，字伯谦，号睫庵，安徽霍邱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放到广东做知县。从陆丰到番禺，从潮阳到南海，他一口气做了十三年父母官，把南海这个“粤中第一繁剧之邑”治理得服服帖帖。他断案如神，“凡讼狱涉疑难，他人屡鞠而不能决者，景福以数语了之”。上司赏识他，百姓拥戴他，他自己也觉得前途一片光明。

　　命运的转折，往往起于旁人眼中的“雅好”。唯一的毛病，就是太喜欢古董。他爱金石书画，爱得入了魔。俸禄有限，他就节衣缩食去买；买不到真迹，他就花钱请鉴家帮忙搜罗。十几年下来，他的藏品“富甲东南”，其中最珍贵的，是王羲之的落水《兰亭》。这件宝贝，后来成了他的催命符。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岑春煊自蜀调任两广总督。这位岑大人有个外号叫“官屠”——杀官如同杀猪。他与裴君旧有隙——岑昔任粤藩时，裴事总督谭钟麟谨而不附春煊，到任第三天，就把裴景福撤了职；一个月后，密电朝廷奏称：“天下贪吏莫多于广东，而南海县知事裴某尤为贪吏之首。”查了一年，虽未坐实，但岑春煊不管这些。他再次上奏，要求把裴景福“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永不释回”。朝廷准了。他听说新疆藩司吴某是裴的同年，怕裴到了戍所反受优容，又特意上书把裴改发到更远的伊犁。一道朝旨，南海知县变成了西域戍卒。

　　裴景福是在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廿七从广州出发的。走的时候，他并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写悲愤的诗，而是缝了两只青布囊，挂在马车两边。“凡道途之所经历，耳目之所遭逢，心思之所接，逐日为记，悉纳之囊中。”他要把这一万多里的路，全都装进这两只布袋里。从广州到韶关，从韶关到南昌，从南昌到武汉，从武汉到西安。他走了将近一年，才走到兰州。在兰州，他遇到了叶昌炽。

　　叶昌炽是甘肃学政，也是最早意识到敦煌千佛洞遗书价值的中国人之一。藏经洞被发现不久，他就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了若干卷写经。但他不敢声张——一个边疆学政，哪有力量保护这些东西？他只是默默地收集，默默地研究。光绪三十一年腊月十一，叶昌炽把裴景福请到家里，拿出《鲜于府君墓志》和几卷写经请他鉴赏。裴景福接过经卷，仔细看了半天，说了一句：“结体用法极似唐人，当是宋初封闭之物。”这是一个流人对敦煌遗书作出的最早的学术判断。读到此处，我不禁扼腕。两位金石大家，在西北边城的一次私密雅集，竟成了文明浩劫前最后的挽歌。这一刻，或许也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瞬间。那天晚上，裴景福在日记里写道：“叶公出示唐人写经，字体遒美，绝非五代以后所能为。惜乎不知出于何寺，无从考证。”他不知道，一年之后，英人斯坦因就会来到敦煌，用四十锭马蹄银，从看守藏经洞的王道士手里，换走了满满二十九箱经卷。他只知道，明天还要赶路，后天还要赶路，一直要走到那个叫伊犁的地方。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三，裴景福离开兰州，正式踏上河西走廊。这一段，时当寒冬，雪压祁连，最苍凉，也最壮美。他走的路线，和今天连霍高速几乎完全重合。只不过，他走了一个多月，而今开车只需五天。这种时空的折叠感，正是胡成在书里最想告诉我们的秘密。他经过武威（凉州）的时候，在日记里记了一笔：“凉州城外多柳，左文襄公所植也。”当年，左宗棠抬棺西征，一路种柳，从潼关种到哈密。裴景福看到这些柳树的时候，距离左宗棠收复新疆不过三十年。读到这里，那句“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仿佛有了具体的形状。

　　他经过张掖（甘州）的时候，住在一家姓谢的客店里，老板娘给他做了一碗卤肥肠，他吃得满头大汗，在日记里夸了半天。这一笔最是动人。原来无论古今，无论显赫还是落魄，最能抚慰人心的，终究是一碗热腾腾的人间烟火。他经过酒泉（肃州）的时候，特意去看了那口传说中霍去病倒酒的泉眼，泉水依然清澈，但他已经没有心情饮酒了。

　　最动人的，是他登嘉峪关的那一天。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廿六，裴景福站在嘉峪关城楼上，往东看，是来路；往西看，是去路。他写了一首诗《登嘉峪关》，传诵至今：长城高与白云齐，一蹑危楼万堞低。锁钥九边联漠北，丸泥四郡划安西。雪中苜蓿绿鹰嘴，天上桃花红马蹄。飞将神兵纷出塞，圣恩可许到伊犁。好一句“圣恩可许到伊犁”，他把最严厉的惩罚，写成了君王的恩典。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八，裴景福终于走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从广州算起，他走了整整三百七十天，一万一千七百二十里。到了迪化之后，他没有被送去“充当苦差”，而是被新疆巡抚联魁聘为幕僚，住在了抚署西厅的南屋里。他和同样被流放的广西提督苏元春、前辅国公载澜成了朋友，四个人经常在一起喝酒、谈诗、骂岑春煊。他还参与了《新疆图志》的编纂工作，这部书后来成了研究清代新疆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在北庭戍所期间，他将青布囊里的这些日记整理成四卷十七八万言，取名《河海昆仑录》。书名取自他早年的两句诗：“难从碧海求神药，再溯黄河问女牛”“一笑何时便脱去，芒鞋蹑起到昆仑”。

　　宣统元年（1909），时任给事中李灼华在京城为裴景福上疏申雪鸣冤。朝廷下令复查，结果认定他确实是被冤枉的。七月，他接到赦令，可以回家了。从乌鲁木齐到无锡，他又走了一次河西走廊。这一次，回程路上，他没有写日记。或许是因为来路已定，心境不同；又或许是因为，该记的苦难，来时已经流尽了。

　　裴景福回来后，卜居无锡，专心整理自己的收藏。他出版了《壮陶阁书画录》，刻了《壮陶阁帖》，这两部书至今仍是书画鉴定界的重要参考文献。民国十五年（1926），他去世了，享年七十二岁。他死的时候，身边堆满了碑帖字画。他大概至死都没有想明白：自己到底算不算一个贪官？这个问题，历史也没给出明确的答案。《清实录》说他“遇案受贿”，但他的门生故旧都说他是被诬陷的。真相早已淹没在故纸堆里，和那些敦煌写经一样，成了永远的秘密。

　　胡成在《河西走廊》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时间从来没有过去，只是折叠在我们脚下。河西走廊就像一张巨大的重写本——过去的人没有离开，只是沉积在历史之中，等待后来者重新阅读。”这段话让我忽然明白，我们读史，其实是在读自己。当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也许会再次想起裴景福在庄浪河的那个雪夜，雪深没踝。他蜷缩在马车里，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他。他不知道兰州有一位学政在等他鉴赏写经，不知道嘉峪关有一首诗在等他写，不知道迪化有一群流人在等他喝酒，不知道一百二十年后，会有一个叫胡成的作家开车驶过他走过的路，也不知道在另一个时空里，会有一个读者，在这个夏天的午后，为他的一声叹息而停下翻书的手。

　　那时，他所知道的，也许只是河西走廊上的雪——那些雪，都将化为他为《河海昆仑录》研磨的墨。而河西走廊上的风呢？它会一直吹下去，吹过一千年，吹过一万年。只是听风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而我们，因为有了胡成这样的文字，便成了下一茬听懂风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