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十/文

　　我十二岁那年，父亲把一把柄被汗浸得发亮的锄头塞进我手里。

　　那天清晨，我刚把语文课本塞进布包，正准备往镇上的学校赶。父亲蹲在门槛上，手里的烟锅烧得通红。他抬眼扫了我一下，眼神静得像村口那口枯了多年的老井。

　　“书别念了。”他说，“跟我下地。”

　　我僵在原地，手指死死抠着布包的系带，指节绷得发白。我想不通——我的成绩一直拔尖，老师都说我肯定能考去县城上学。后来我才知道，那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父亲没再多言，只是闷头一口接一口抽着烟，烟锅的火星一明一灭，像他藏了一辈子没说出口的心里话。

　　从那之后，我哪怕还在念小学，书页里夹着的拼音和算术题，总裹着一股散不去的泥土味。

　　父亲是个卑微到骨子里的人。在村里，他见谁都先低头，腰弯得像张拉满的弓。遇见识字的人，他轻声唤“先生”；碰到不识字的，也点头哈腰喊“某某他爸”“某某他娘”。他从来不敢直呼别人的名字，哪怕对方只是个半大的孩子。

　　从前，我总觉得他太过窝囊。可等到夜深人静，看着他蜷缩在床角的身影，听着他粗重起伏的呼吸，我才幡然醒悟：他弯了一辈子的腰，是为了让我们几个孩子不被外人欺负，硬生生用脊梁把我们往高处托。

　　他年轻时在安徽肥东县的国营砖瓦厂做工，年年都评上先进工作者。后来厂子解散，他又去社办企业当老师傅。其实，他哪有什么独家绝活？不过是比旁人更肯下死力气卖命罢了。每个月四十一元的工资，他攥在手里紧得像攥着全家人的整条性命。

　　我真正完完全全读懂他，是在二十三岁那年。此后十年，我半工半读，一路跌跌撞撞长大。

　　那年，家里终于攒下一点积蓄，准备盖新房。为了这一天，父亲东拼西凑跑遍了亲友家，头发白了大半。房子上梁那天，全村人都来搭手帮忙。父亲站在梯子上，手里攥着喜庆的红绸，忽然定住了动作。

　　“华主席像呢？”他猛地转过头，眼神死死盯着我。

　　我当场愣在原地。那是一九七八年，正逢华国锋执政时期，市面上已经很难找到领袖画像了。

　　“找不到画像，这梁就绝对不上！”他下了死命令，声音劈得沙哑。

　　全家上下慌得翻遍了每个角落，箱底、灶膛边、衣柜缝里全找了一圈。最后，我跑到附近一所小学，总算讨到了一张。

　　我把毛主席像和华国锋像一同递上去。他一眼就瞥见毛主席画像左肩处破了个小洞，就找出糨糊，挑来同色的纸一点点仔细补好，动作轻得像在缝补一件穿了多年的破棉袄。

　　梁终于稳稳当当上好了。

　　父亲站在高高的梯子顶上，仰着头。阳光从瓦缝里漏下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那一刻，他背挺得笔直，像一棵沉在土里多年终于抻直了腰的老树。他笑了，眼角挤出泪来，顺着脸上深深的皱纹往下淌。

　　那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站得那么高，笑得那么舒展自在。

　　后来我大学毕业，进了市委宣传部工作。有一回我问他：“爸，当年你拦着我不让我读书，后来我靠半工半读才熬到你松口。如今回头看，到底是你对，还是我对？”

　　父亲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那时候我只想着，家里人口多，得大伙一起撑着过日子。说到底还是你对。不然走出去，没人会正眼瞧咱们家。”

　　其实，我心里清楚，他想要的从来不是什么“被人敬重”，只求一家子能“没人敢随便欺侮”就够了。他依旧那样卑微，依旧日子清贫，依旧见了谁都先笑脸相迎。

　　他走的那天，手里还紧紧捏着一张泛黄的先进工作者奖状。

　　我蹲在床前，看着他手背上凸起来的青筋，像砖窑里没烧透的泥坯，硬邦邦地撑着半辈子熬不完的苦。

　　我忽然全都懂了——

　　他当初把我按进泥土里，根本不是为了困住我，而是想让我像他一样，在风雨里把根扎得扎扎实实。

　　他卑微了整整一生，却硬生生把我们几个孩子从泥里，一点一点托到了亮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