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爱蓉/文

　　说起我的父亲，熟识他的同辈人都说，年轻时的他是个儒雅的白面书生。在我看来，他算得上是地道的文艺青年：会吹口琴，写得一手好字，素来爱看书、爱买书，每买回一本新书，总要在扉页上记下购书的时间与地点，再签上自己的名字。听母亲说，父亲认得英文字母，早年还在夜校任教，参与过扫盲工作。

　　父亲是松门运输公司的一名船长，常年跑海上运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的帆船大多往返上海，把本地的石料运过去，再将上海的煤炭运回箬山或松门。每次归家，父亲的船总塞得满满当当：既有邻里托他代买的乌鸡白凤丸、卡其布、红糖，也有给我们这些孩子捎的上海奶糖、饼干、酸梅晶，偶尔还会带回几本小人书、一两件小玩具。每逢船靠箬山，邻里便聚到家中，取走代买的物件，又托付新的东西。父亲随身带着小本子，逐笔记下物品和金额，把每样东西的发票都夹得整整齐齐。曾有位邻居多塞了十元钱，父亲当场就如数退了回去。

　　我最盼着父亲回家，他一进门，我们就有零嘴吃了。每年夏天，他总不忘捎个大西瓜给我们解暑。夜里，一家人围在父母卧室的大床上，就着昏黄的美孚灯，听父亲慢悠悠讲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则《人屁弹和尚》：女儿曲解母亲“要为娘家争气”的意思，憋着屁不肯放，把自己熬得面黄肌瘦。回娘家时母亲让她去后门放了，不料这股气竟把一个路过的胖和尚弹到了半空中。我们听得直拍着手笑。父亲还讲了《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我听得入神，直替金玉奴抱不平。《聊斋》里的狐狸精、《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三侠五义》里的包文拯，还有秦始皇、廉颇，我全是从父亲的故事里最先认识的。如今想来，父亲口中那些精彩的故事，大概也离不开他爱读书的习惯。

　　我那时总觉得，能装下这么多好故事的书，一定很有意思。还不认字时，我就捧着家里的《古今全像小说》《三侠五义》，盯着插图翻来覆去地看。上了学，父亲买来《越剧名段》让我读唱词，又送了我一本《成语词典》，指着成语故事教我读。到了初中，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流行起来，父亲看完就递给我翻。如今回想，我能养成爱读书的习惯，全是父亲潜移默化引导的结果。

　　父亲做了一辈子船长，还创下过木帆船一周内往返箬山与上海的航速纪录。他为人低调，要不是我发现家里的搪瓷脸盆、旧浴巾上都印着“台州地区先进工作者”的字样，压根不知道他评上过劳动模范——他自己从来没提过。他总说，养家是分内的事，多出船是自己的责任，从来不是为了争名誉。

　　也正因拉扯一众儿女，父亲节俭了一辈子。一只搪瓷牙罐，他足足用了三十年：1981年我坐着他的帆船去上海，见他用的是这只印着毛主席语录的牙罐；1991年我又坐他的机动船去南京，他手里攥的还是这只旧牙罐。罐身掉漆破了口，他就用橡皮膏和牙膏皮补上，船上的水手都笑说该送去博物馆了。直到退休，他还小心翼翼地把这只牙罐带回了家。

　　父亲性子踏实忠贞，和母亲相濡以沫。母亲常说，嫁给父亲是她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后来母亲年纪大了，原本的高度近视又添了白内障，父亲就默默把所有家务揽了下来：接送孙辈、买菜烧饭、洗碗擦桌，成了他每日雷打不动的日常。我从没听他抱怨过半句。后来母亲先走，他抱着母亲嚎啕大哭，伤心过度当夜痰涌窒息，亏得120急救才脱险，这场变故也让他的小脑萎缩愈发严重。

　　父亲八十多岁那年，身体一向硬朗的他忽然就下不来床了。站不起身，挪不动步，连碗筷都握不住。他不肯就这么躺着，不肯进食，只念叨着：“人这一辈子，终究要走这条路的。”看着他一天天衰弱下去，眼底的光一点点暗下去，我心里的无力感根本没法言说。

　　如今，父亲离开我已经快三年了。偶尔翻到他留在扉页上的字迹，墨迹犹在，人已远行。他和无数普通的中国父亲一样，平凡勤劳、老实诚信、善良俭朴，他的模样早就深深烙在了我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