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江海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大奏鼓”从1985年确定汇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已成为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被誉为“中国渔村第一舞”。2008年，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更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暖场演出中亮相，声名远播。今天，而鲜有观者与研究者追问：“大奏鼓”之名从何而来？它是否渔民口耳相传的自然称谓？如果是，为何在福建惠安、泉州等闽南文化原乡找不到同名舞蹈？如果不是，这一名称又是在何种历史情境下，由谁赋予的？

　　本文旨在剥离“非遗”标签的既定印象，还原这一名称从民间土语到学术定名的真实历史现场。研究将表明：“大奏鼓”之名并非古称，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纂工程中文化工作者的知识产物。40年前（1983年—1985年），这一命名过程中，深刻反映了民间艺术在进入国家非遗体系时，从“地方性知识”向“学术术语”转化的内在逻辑，也是研究者生活积累经验的创作灵感来源。而此，也得到了浙江省文化厅、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编辑部，在1985年、1986年、1991年，三次颁发给本文作者荣誉证书。

　　作者简介：孙江海，高级导演，任总导演、总制片人的影视作品达1399集（部）。1972年2月参加工作，从艺50多年。原温岭剧团文武小生，曾饰演十多部舞台剧目。1983年任温岭文化馆群文干部。1989年10月，被浙江省人事厅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省直文化系统。1995年创建浙江教育电视台（现为浙江电视台教育频道）孙江海名家工作室。2000年创建孙江海导演创新团队。现为浙江传媒学院戏曲影视传播研究所所长、研究生行业导师、文学院特聘教授。

定名史， 40年前的文化正名与学术转译

　　要解开“大奏鼓”之名的由来，必须追溯其随闽南渔民北迁的历史。明末清初，福建惠安、泉州等地因海禁、瘟疫与族群冲突，大量渔民向北迁徙至浙江温岭、玉环、舟山一带。据《福建·惠安县志》与《琅玕陈氏宗谱》记载，箬山陈姓渔民于十七世纪中叶由惠安迁入。这批移民不仅带来了闽南建筑风格与妈祖信仰，也带来了原乡的民风民俗，“大奏鼓”的前身即由此传入。

　　“大奏鼓”作为标准学名确立于1984年底。笔者当时接受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编辑部布置的任务，研究国家85艺术科研《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纂工程，这是国家“七五”跨“八五”艺术科研重点项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温岭县文化馆干部，笔者受命承担本地民间舞蹈的抢救挖掘、收集整理工作。这一研究在抢救挖掘、收集整理过程中实际上涉及当地的地域文化、海山文化、道士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地方老艺人与闽南话语文化，还有对石塘多年生活体验获得的灵感，也是对渔民豪爽粗犷个性化的佐证。尤其是已故老艺人庄道春（第二代祭祀活动领跳者，当地人都称他为“摇脚阿洒”）的形象，今天还能够清晰地想起来，并感受到渔民那种对生活祈求平安的重要性；家人盼望出海捕鱼的男人能够活着回来，盼望着能够多捕鱼的心愿；盼家里的生活能富裕起来，盼年年风调雨顺，盼五谷丰登；盼“日子一年好一年哦”——这是石塘“小年”的一个民俗舞蹈活动“跳火”过程时，用闽南语常说的一句话。以上多重互动形成的表达语汇的启迪，给了笔者许多养分和土壤。

　　“大奏鼓”的核心古称及其文化意涵

　　在闽南移民的民间语境中，这一民俗活动存在多个称谓，各有侧重。当时，这些老艺人不肯来表演，他们推脱说：“做这个事很难为情。”还有位老人说自己是道士，这是在祭祀法度时搞的民间活动。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带有一定的神秘性。这就让作为群文干部的笔者心里，面临着难题和顾虑障碍：难道要我去抢救和研究一个道士文化吗？难道这就是民间舞蹈吗？难道温岭石塘就只有这一种民俗活动吗？那么，如何将道士文化转化为符合学术规范的民间舞蹈名称呢？这些思考和疑问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矛盾的心里、疑惑的问题，始终缠绕着大脑，就连吃起饭来也没有味道。

　　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我在温岭剧团工作了10多年，每年上山下乡演出都会到上马、钓滨、箬山、石塘、岙环等海边乡村演出，生活体验极其丰富；再有我和已故石塘文化站林应刚同志，一起深入福建泉州调研的学术研究支撑，导致对这一民俗的定名逻辑与民间活动主体结构定位，如何匹配民间舞蹈元素产生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考量。

　　一是如何去地域化？原名之一的“车鼓亭”地域色彩过浓，且易与北方“车鼓”混淆，不利于跨区域传播。尤其对“道士祭祀”分寸的把握。

　　二是如何突出核心特征？该舞蹈“全为打击乐、无唱无念、鼓声为大”，且动作粗犷。

　　三是“大”字概括了其规模与气势，“奏”字强调了“边奏边舞、乐舞一体”的独特形态，“鼓”字锁定其灵魂乐器。

　　四是唯一的渔村特色乐器“乳钟”得以保留下来，有乐器齐奏感。可惜石塘老艺人失传了核心的乐器——“压脚鼓”（目前，已在泉州得到保护，为国家级非遗）。

　　五是艺术标准化的需求，为符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的编纂体例，需要一个中性、规范且能体现艺术本体的学名问题，就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

　　六是温岭石塘渔船出海，船上都要升起一大一小的船帆，借助风力推动船的速度，给予启示。想到在海滩表演区场地，升起两个帆旗，主题思想上面可立八个大字“独占鳌头，满载盈归”。“盈”字是不规范的，但是它代表了当地捕鱼人的心愿，战胜海洋，捕鱼多，温岭方言“又盈哦”。

　　七是取名思路要为民间舞蹈主题服务和主题思想的提炼。我多次请示当年最具权威的浙江省舞蹈家协会主席郭桂芝同志、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编辑部副主任何惠芳同志，二位专家给予极高评价。

　　“大奏鼓”改名，向原县文化馆馆长叶祥土、副馆长郭修琳以及韩伟老先生汇报。在撰写“大奏鼓”历史沿革之前，确定以“大奏鼓”之名定名，编入研究材料。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出版前，“大奏鼓”之名的全部手稿材料顺利通过省、国家专家们的审核。温岭“大奏鼓”终于完成了它从地方俗名到国家学术名录的历史跃迁。至此，“大奏鼓”之名被正式确立，并载入1990年出版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

　　从“车鼓亭”到“大奏鼓”，不仅是名称的更替，更是这一民间艺术从地方仪式进入国家非遗体系的大礼。

　　命名的双重动力

　　“大奏鼓”的定名并非偶然，而是双重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学术动力来自《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的编纂体例要求。作为国家级艺术科研项目，需要一套中性、规范且能体现艺术本体的命名体系。

　　原有的方言称谓无法直接进入这一体系，必须经过“翻译”与“转写”。地方动力则来自群众文化工作者的主体能动性。这个更改定名不仅完成了名称的转换，对舞蹈的主题思想进行了提炼——以“独占鳌头，满载盈归”为立意，将其定性为“庆祝渔业丰收时跳的民间舞蹈”。这一主题定位既符合渔民的心理期待，也契合国家对民间文艺“健康向上”的价值要求，更回避了“道士活动”。

　　非遗语境下的身份重构

　　“大奏鼓”更换定名过程的本质，是民间艺术被纳入现代知识体系时发生的符号转换。这一转换带来了身份与功能的深刻重构，体现了非遗保护中“专家话语”对“民间话语”遗产化的生存策略。对于地方而言，接受“大奏鼓”这一标准化名称的转变是其现代生存策略的一部分。

　　（1）从“娱神”到“娱人”

　　原名“车鼓亭”“大典鼓”紧密依附于妈祖信俗与宗族祭祀，功能是“娱神”。而“大奏鼓”则被重新定义为“渔村丰收舞蹈”，其展演场域转向舞台、广场与电视荧屏，功能是“娱人”——服务于旅游展示、文化庆典与国家仪式。2023年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的暖场演出，即是这一功能转换的典型例证。

　　（2）知识权力的转移

　　名称的变更意味着解释权的转移。老渔民口中的“车鼓亭”是渔村的地方性知识，其意义由参与仪式的共同体成员共享。而“大奏鼓”则是文化研究赋予、可被外部世界理解和分类的学术标签。这一过程体现专家们有权判断什么是“舞蹈”、什么是“民俗”、什么值得被“保护”。

　　（3）遗产化的生存策略

　　1989年10月、1990年2月及1991年正月十六，我那时已调到省里工作，在浙江电视台严家树老师的指导下，三次带摄制组前往石塘，拍摄了《渔村的节日》《海·石头·人——石塘行》等作品。欣慰的是，30多年前的编导手稿找到了（已捐给温岭市档案馆）。拍摄期间，我曾再次邀请庄道春老朋友以及其他几位年长的老渔民表演“大奏鼓”，却发现他们年事已高，力不从心，舞蹈动作和神韵已显流失。我意识到，这一民间艺术亟需重视与传承。我前后多次去箬山乡文化站找当时的文化员陈其胜同志，谈了不下五六次，希望他有责任向老艺人学习，主动做好保护工作。因那个年代地方上还没有高度关注，他也缺乏积极性，一度希望调离箬山乡，最好调到县里工作。我强调：“作为箬山乡唯一一位乡文化员，调县里不现实。在工作岗位上一天，就有责任先向老艺人学会跳。”对于地方而言，“大奏鼓”这一标准化名称，获取国家级非遗身份，也激起了年轻人传承的兴趣。

　　温岭民间舞蹈“大奏鼓”，从1983年初开始挖掘救活到2008年，整整经历了25年，终于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随之而来的是政策支持、资金倾斜与品牌效应。可谓名称的转变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的生存策略——以“正名”换取“合法性”，以“标准化”换取“资源化”。

　　激活“大奏鼓”之名的基因

　　激活“大奏鼓”之名的基因，就是解码温岭民间艺术在现代化进程中传承的“活态化石”。它们必须被重新“命名”、被“分类”、被“传承”，才能进入“国家遗产”的名录。而在这一过程中，它们获得了新的生命——尽管这种新生命，可能与原初形态有所不同。

　　“大奏鼓”之名由来，是一场成功的“文化生产”与“知识构建”，赋予了这项源自闽南的移民艺术以清晰的现代学术身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舞集成工程，以其学术研究完成了对这项民间艺术的“命名洗礼”；更是命名背后交织着学术规范、地方诉求与国家话语的多重力量。这一“改名”案例也提醒我们，非遗的名称从来不是中立的，它是历史产物——从“车鼓亭”到“大典鼓”，再到“哏噔鼓”，最终到“大奏鼓”，每一个名称都沉积着特定时代的文化印记。

　　期待温岭下一个百年，续写“一群娃的闪光，一座城的坚守”，让“大奏鼓”文化深耕校园、薪火永续传承。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