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军/文

　　在我的诗歌创作中，草帽诗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说，在全国众多诗人中，我的草帽诗数量最多，它早已成为我诗歌创作的标签。

　　我年轻时是文学青年，写过小说、散文和诗歌，还跟着温岭县委报道组组长江凫生老师写新闻报道。那时我月工资只有21元，每月稿费却有25元。因在外贸公司上班，随着业务开展，我放弃了写作。直到2018年，我的电大同学、著名诗人江一郎不幸去世，我才重新开始写诗。

　　回归初期，因疏于写作，我常被骂写烂诗，信心受挫，怀疑自己有无写诗能力。为此，我专程到杭州向梁晓明老师请教。他看了我的三十首诗后说：“你的草帽诗很有特色，你有草帽生产的生活体验，可往这方面写。我向你约稿，写三百行草帽诗。”这番话如醍醐灌顶，为我指明了写诗的方向。

　　接下来两个月，我写了七八十首草帽诗交给梁老师，其中六首被选中，刊登在《江南诗》2019年第六期上。周小波老师称这件事“让我又上了一个台阶”，因为当时在《江南诗》这样的大刊上发表诗歌极为困难。

　　之后，我用自己工厂的名称赞助《浙江诗人》期刊，举办了“帽子王杯”全国诗歌大奖赛。从此，“帽子王”和“草帽诗”成了我的名片，广为人知。

　　参加温岭海洋诗歌活动期间，我结识了一些诗歌刊物的编辑，得到他们的指导，如吉狄马加、李小君、周所同、商震、刘立云、刘川、荣荣、沈苇、江离、胡弦、王爱民、吴小虫、敬丹樱、干海兵、熊炎、彭惊宇、麦豆、李皓、董晓奎、汪剑钊、卜寸丹、郭建强、安海茵、达达等，他们都是国内诗坛知名人物。霍俊明老师在《一个诗人的“草帽”乌托邦》中描述：“‘草帽’对于沈文军来说是工作、职业，是自己热爱的事业，对应着帽的各种形状和五彩缤纷的颜色；当‘草帽’以谱系性方式进入诗歌世界时，就转化为精神方式和写作方法论。在沈文军这里，‘草帽’既与个体生活环境密切关联，又与精神视点和襟怀时时联系。这些围绕‘草帽’展开的诗歌景观打通了时空限制，历史、记忆、生存、现实以及幻想都交织在‘草帽’的世界中，这也是‘外婆’一次次在‘草帽诗’中现身的内在动因。甚至‘草帽’成了一个诗人的自画像和精神装置，成为内视与辐射的取景框，‘叫他草帽，会笑/说他是草，也会笑/这多好啊/心中充满阳光/站在帽顶，是山峰/站在帽檐，瞭望的是田野、沙漠、大海/世界的辽阔，是他的帽身/草帽的美丽，是他的善心/他是设计师/草帽是他的日日夜夜/他是生产者/编织草帽如同弹奏钢琴/帽颈处，他系上彩虹、鲜花、露珠、绿叶/而帽带呢，他用故乡和江南的温度/他笑，他是一根廉价的草’（《自画像》）。沈文军借助‘草帽’进行了一系列现象还原工作，它们既可能是‘草’一般的生命境遇——‘每一根草/我都记得它的温度/在滩地上生长/在海风中嵌入坚强’（《日记》），也可能由此生发出对自我、环境以及整个世界的思考方式和精神边界。沈文军在‘草帽’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方式，打通了自我与想象的特殊通道。”

　　经过前期彷徨和探索，我认为自己的写作已达到成熟阶段。2025年6月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后，我突然意识到以前写的草帽诗存在表面化问题，于是开始改变，挖掘内在力量，赋予“草帽”生命，让它跳跃、奔跑，有喜怒哀乐。这一转变体现在《诗刊》2026年第一期发表的《带着风的草帽》中：“此时，我骄傲/因为我正在编织草帽/草从海涂中生长/它的杆，是我的筋骨/盐的溶入，使它的分量更重/去芯，纺/离不开我的手指/弹钢琴般编织帽子/编织草帽，就是构架梦/沙漠中，像牛仔一样骑在马上/我享受，命运赐给我的/带着风的草帽”。以及《咸草的梦》中：“像悲怜的孩子/一根草可随便丢弃/但草有草的命，咸草吸吮海涂/成长后的咸草，经过泥浆掩埋/变得柔软，颜色鲜亮/农妇的手指编织它/但是没有人能在草上刻下名字”。还有发表在《诗潮》2026年第二期上的《我需要这样的一顶草帽》：“就像是江湖，把门开在/昆仑山，就像是诗歌/收获着阳光，我打开/草帽，海涂上的草/被风吹成鹰，被月亮/照成泉水，草帽/遮蔽内心的燥热，风尘/以及雨水/我在草帽上行走/彩虹挂在帽颈/帽沿张开翅膀飞向世界/我努力中”。

　　草帽承载着我的生命体验与精神追求，它既是扎根生活的坚实根基，也是通向诗歌高地的攀登之路。所以说，在我的诗歌写作中，草帽是塔，也是路。

　　作者简介：沈文军，上世纪60年代出生，浙江温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作见于《诗刊》《当代·诗歌》《星星》《扬子江》《诗选刊》《江南诗》《诗潮》《诗林》《诗歌月刊》《绿风》《中国诗歌》等几十个刊物，著有诗集《草帽上的江湖》《月光是手推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