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连清/文

　　我的家乡在温岭横峰。作为家乡放飞的一只风筝，我长期居住他乡。小区不远处有一家箬横人开的“温岭嵌糕店”，大多的早上都去买一筒嵌糕作为主食。这张故乡递来的无声名片，每每牵动游子心头剪不断的乡愁。

　　嵌糕，就是在糕中嵌入馅料。其外皮是年糕，色白似凝脂，韧而不松，嚼来满是米的清醇浓香；更因“步步登高”的好彩头，藏着生活节节高的祈愿。这道乡土粉食，早已是温岭人舌尖上的乡愁图腾。

　　每逢节气时令，年糕都是餐桌上的主角。无论正月半、七月半，还是腊月小年、谢年、过大年，这些深深扎根于农耕文明的日子里，家家灶上都飘着年糕的香气。谁家有喜庆事，也总要蒸上几笼年糕招待宾朋。“瑞雪纷飞梅含笑，家家户户打年糕”——说的便是过年做糕时喜气热闹的景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糕是稀罕物。若是实在嘴馋，兜里又恰有几毛钱，便跑到横峰街上买一筒糕。卖糕人眼疾手快，切下半斤糕团，双手揉搓，抟成一方不薄不厚、手帕般柔韧的糕皮，铺上猪肉、胡萝卜丝、芹菜、鸡蛋饼、豆腐干丝，巧手一卷，便成了豆荚模样的“温岭嵌糕”。1981年我在温州读书，想吃嵌糕了，上街寻下街，无奈找不到，连碗汤糕都没有。在温岭，汤糕和汤面一般，只不过将面条换成了切条的年糕。一碗热烫烫的汤糕，暖了肠胃，也暖了岁月。

　　幼时我到小街，总爱蹲在卖糕摊旁，馋得直咽口水。有一回钱没带够，眼巴巴望着不肯走。卖糕的阿公笑着切了一小块温热的糕皮递给我：“孩子，先尝尝，下次带够钱再来。”那软糯的甜香仿佛还在舌尖萦绕。

　　做年糕，原料分多种。大米一般选晚稻米，早年的农垦58、粳米，黏性更佳；纯用糯米捣出来的，唤作“麻糍”。困难时期，还有用番薯渣做的糕——呈浅黑或褐色，既不香也不甜，入口粗糙干涩。可粮食不够，只能拿它充饥。我记得好些年的大年初一，碗里的糕都是一半米糕、一半渣糕。母亲怕我吃不下，总把她碗里仅有的几条小米糕，悄悄拨进我碗里，自己低头嚼着渣糕，喉结费力地滚动，眉眼却弯着笑哄我：“慢慢吃，嚼细点就有甜味了。”

　　做糕得备齐工具：石磨、蒸笼、石臼、揉糕的大木板。到了过年，就得用上村口的大石臼。那石臼静静立着，像一只盛着时光的大碗。

　　过去的年糕之所以格外浓香，是因为它的诞生是一场敬天惜物的创造。磨粉是第一道重体力活，石磨沉重，半天下来，壮实汉子也会大汗淋漓。和粉最讲究分寸，大伯常说：“水是骨的筋，粉是肉的魂。”炊糕时要守在灶台边紧盯火候，蒸笼上腾起滚滚白雾，满屋子都是勾人馋涎的米香。捣糕是最热闹的环节，四个汉子脚踏捣杆，喊着“哎嗬哎嗬”的号子，石捣杆落下传出闷响。那时我年纪尚小，喜欢赶热闹，跟着大人踩捣杆，一笼糕捣下来，早已汗湿衣衫。年糕做好后，要赶在立春之前浸入冬水，这是农人的生活智慧。

　　过去农村过年，做年糕是整个大家族的集体行动。大伯与父亲、叔伯们凑在一起嘀咕几句，做糕的日子便定了下来。那烟火蒸腾、人声鼎沸的场面，藏着一个大家族的亲情。

　　大家族做糕，是一户挨着一户轮着来的。从第一户的蒸笼冒气，到最后一户的年糕成形，往往要忙上三天三夜。人人都累得腰背酸胀，却眉眼含笑。一年堂哥友清困得眼皮直打架，脚踩捣杆时差点打滑摔下来，惹得众人哄堂大笑。

　　轮到我家做糕那年，天寒地冻，石臼旁结了一层薄冰。叔伯们怕冻手，便轮流捧着一碗热姜汤暖手。轮到大伯父踩捣杆时，他脱了棉袄，只穿一件内衣，额头上的汗珠却滚落下来。大伯母在一旁心疼地喊：“慢点踩！”他却笑着回：“力道足，糕才香！”

　　记得有一年，我们忙了整整一夜，东方既白，最后一笼年糕才算完工。我顾不上疲惫，赶紧嵌了满满一筒。咬下一口，萝卜丝的脆响，是破晓时分最清脆的齿痕；猪肉的油光，还映着昨夜的星月残辉。

　　多年后，手工做糕的场景渐渐少见，机器生产的年糕成了主流。当工业化生产线将年糕压成规规矩矩的长方体，我们失去的，不只是手工捶打的米香，更是时光在匠心工艺里藏着的意外之美。

　　去年五月，我去横峰偶然看到几位村民围在炉子边做年糕。问及缘由，他们异口同声地答：“自己做的才香哩。”我忽然懂了，他们手中揉搓的，哪里只是一团年糕？那是一份沉甸甸的乡愁。

　　随着社会的发展，“温岭嵌糕”渐渐走向全国各地。一次去上海浦东，竟看到一间“温岭嵌糕店”，我心头一阵狂喜。老板操着一口地道的温岭话，手脚麻利地挼糕皮、填馅料。咬下第一口时，满嘴的萝卜丝甜与猪肉香，瞬间就把我拽回了儿时的横峰街。

　　横峰水，当年载着手工年糕的糯香，滋养过辘辘饥肠；如今映着机器年糕的光影，依旧静静流淌。那水里，藏着岁岁年年的甜与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