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忠富/文

　　我们在背诵苏轼等大家的文章时，往往惊叹于其文字的精妙与意境的超脱。但复旦大学朱刚教授这本《文以载道：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邀请我们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起这些穿越千年的文字，使其不仅有“文采”，更有一种撼动人心的“气象”？他的回答，直指那个看似抽象却至关重要的核心——“道”。

　　“文以载道”，这个古老的命题，在朱刚笔下并非一个僵化的教条，而是一场持续数百年的思想探索与实践。它关乎一代代顶尖文人，如何用全部的生命与智慧，去思考、界定并践行他们心目中那个足以安身立命、照亮时代的根本真理。

　　中唐的韩愈虽身处安史之乱后帝国的迷茫与衰颓中，却毅然扛起“道统”的大旗，以“善”立心。他痛感于佛老思想盛行、儒家精神萎靡，于是以一篇石破天惊的《原道》，清晰划出了一条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直至孔孟的“道统”谱系。他如同一个在思想荒原上竖起灯塔的人，大声疾呼：我们的“道”在这里，它关乎人伦秩序、社会纲常，核心是一个“善”字。韩愈的可贵，在于他的“道”不是空谈。他的文章气势如长江大河，滚滚而来，这种刚健雄浑的文风，正是他内心那股浩然之“道”——对儒家价值坚定的、不容置辩的信仰——的外在彰显。

　　与韩愈并称的柳宗元，则从另一路径探寻“道”。他更注重“道”的实在性与功用性，参与“永贞革新”，便是其“辅时及物”之道的政治实践。他的山水游记清冷幽邃，并非单纯的寄情，而是在对自然秩序的静观中，体悟天地运行之“道”。到了北宋，时代思潮已变。人们不再满足于对“道”的简单信奉，而开始追问其所以然。欧阳修承韩愈之余绪，但更强调“折之于至理”。他的“道”，更侧重于一个“真”字——对历史真相的考辨，对人情事理的洞察。他主持科举，拔擢苏轼、曾巩等一众英才，不仅是在传承文脉，更是在践行一种以“真知”培养士风、革新政治的“大道”。

　　在朱刚教授的分析中，苏轼的“道”论最为圆融通达。他继承了前辈的担当与理性，却以其旷世才华与通透智慧，赋予了“道”以前所未有的自由感与审美内涵。苏轼不再将“道”视为外在的、需要紧绷捍卫的教条，而是将其内化为与生命、与万物交融一体的存在。在《赤壁赋》中，他与客辩难，由水月之喻，悟得“变”与“不变”的哲理，最终达成“物与我皆无尽”的豁达。这种哲学领悟，与他“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政治气节，内在是统一的。他的“道”包罗万象，既容得下“人生如梦”的浩叹，也容得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既致力于经世济民的事功，也沉醉于诗酒书画的审美。

　　在今天，“文以载道”对我们而言，或许不再意味着去复刻某一种具体的学说。但它提醒我们，真正有生命力的、能够穿越时空的文字，其深处必然与作者对世界、对人生、对价值的根本性思考相连。那是写作者的精神脊梁，关乎一个人何以立身，一篇文章何以立言，一种文化何以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