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幼民/文

　　一觉醒来，心中五味杂陈，我梦到了队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以生产大队为基本单元，大队隶属于公社，下面再分若干小队。我梦见的，正是生产小队的小队长。

　　当年，我尚算城里人，高中毕业后，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锻炼。1975年7月30日，我满怀激情地来到了温岭县城南区大闾公社长沙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年，我17岁。与如今学生的实践体验不同，我们当时是把户口迁到农村，成了真正的农民。

　　我被分配到第六生产小队。午饭后，住处还未安顿好，小队长就领着我下了田。正值夏收夏种，田里农活繁忙，哪有时间多啰唆。那时，农村以生产小队为基本单元进行劳作，统一出工，统一收工，按劳动能力和年龄记工分。壮劳力记10工分，老弱病残和妇女则根据实际情况，在5至10分之间评定。

　　去田里的路上，我与队长相识。他不到50岁，但因长年农事操劳，显得苍老许多。他皮肤黝黑，透着农民特有的古铜色，性格爽朗，健谈。他告诉我，城里学生来农村做农事，户口都迁过来了，不是一两天的事，苦头还在后头。我说我们是响应号召，来接受再教育的。我还记得自己说了一句，希望队长多教教我怎么做农活。队长说，做事要用心看，出力不能偷懒。到了队里就是队里的人，有事他会说的。就这样，我这个懵懂少年开始了农村生活。队长先安排我割稻，这是最基本的农活。他递给我一把稻镰，我下到田里，半只脚陷进泥水，拔脚走路都难，摇摇晃晃的。队里的男女老少见了都笑。队长一瞪眼，说有什么好笑的，你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人家是城里来的，第一次下田，帮帮忙。队长手把手教我拿稻镰，告诉我割的时候要往下割，不能往上提，这样不容易割到手。割下的稻子怎么拿也有讲究，先用大拇指、食指、中指拿着，再用无名指、小指拿，这样就能拿得多。割下的稻子要码放到身后田里，归拢后再用打稻机脱谷。说是打稻机，其实就是用脚踩的脱壳机。脱壳后，再把稻秆缠绕成“人”字形，放田头晒干，带回去按人头分。

　　就这样，我融入了这群农民中。割稻的活相对简单，一下午下来，我就比较熟练了。夏日天长，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农民朋友们通常会饿，这时家里的女人会送来点心。我们单身汉没人送吃的，队长就把他的一份点心匀出一点给我。我不好推辞，拿起一只粗碗，从队长碗里匀来半碗番薯丝饭和咸菜，吃起来特别香。那年代就这条件，没人见外。

　　等到这片田里的稻子割完，已是傍晚八点半了，天才渐渐黑下来。收工整理好农具回到队里，还要评工分。其他人的工分早已评定，就我一个新来的。大家七嘴八舌，有人说刚来的小后生按半劳力算，评5分。队长见状发话，说刚来是刚来的，但人家也是堂堂一个后生，5分少了点，7分如何？见队长发话，大家都说好。要知道，那年代的工分，大家都是斤斤计较的。一年下来，刨去口粮钱，年景好，一工（10分）能分八九角，几工分就要做出几工分的活。就凭队长的这句话，我也要尽力做。

　　接下来的日子，我早出晚归，队长多加关照，成了我可依赖的人。队长家离队部不远，我没事就往他家跑。刚开始做农活时，大家都抱着晒黑皮肤炼红心的决心。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我们穿着背心裤衩下田，连箬帽也不戴。几天下来，全身都脱了几层皮。队长见状忙劝道，小年轻不懂当头太阳的厉害，箬帽还是要戴的，长衣长裤还是要穿的，挽起裤脚、撸起袖子就好了。做农活不能一时逞能，而是一辈子的事，要懂得身体要紧。现在回想起来，队长的谆谆教诲中体现着父母般的关爱。队长还送给我一顶箬帽遮阳用。一轮夏收夏种下来，在队长的点拨下，基本的农活我都学会了，比如割稻、拔秧、插秧、摸田、耙田、车水、担稻谷、捆稻秆等。连农家猪圈里挖猪粪，我赤着脚一下子就跳进去了。队长见了既高兴又心疼，跟别人说起，城里的后生能做到这份儿上，真好用。到了下乡的第二个年头，队长提出把我的工分从7分调到8分，并让我到他家搭伙。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农家生活都很艰难，多一双筷子就多一张嘴。想起这些，我心头至今都热乎乎的。我把小队分来的谷子、豆子等都交到了队长家中，俨然和他成了一家人。那年代日用品奇缺，我每次回家都尽量从家里匀出一点肥皂、火柴、电池等送给队长。队长的儿子那时在读小学，我送给他几本练习本，他高兴极了。

　　就这样，我在生产小队渐渐成长起来，在队长家中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吃饭时，面对成群的蚊子、苍蝇和灶间猪圈的气味，我也能吃得津津有味；农家的被褥床铺有很多跳蚤，我也能安睡；雨天时，我也能跟农民朋友在队部小店打上一碗酒，就着几粒炒豆喝上几口。特别是我的农活有了很大起色，像犁田、育秧、看庄稼长势、观天象等“高难度”技术农活，我也能上手了。业余时间，我放下了其他的梦，唯独放不下懵懂少年时的文学梦。我对随身带到生产队的文学书籍爱不释手，像《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雷雨》等，都是我的心头所爱。那些被烈日晒卷边的书页里，总夹着几粒稻壳，像队长藏在皱纹里的笑。

　　读了书，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和人分享。在队长家吃饭时，我常常讲给他上小学的儿子听。高尔基、保尔·柯察金、萧长春、杨子荣等，都有可讲的故事。在田间地头休息时，我把这些书中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大家都听得竖起耳朵。队长说，我肚里墨水蛮多。我答，搓麻将我认不全牌，打扑克顺子也排不来，剩下的就是看点书了。我学着写了几篇小说投给报社，但都没有下文。后来给本县的广播站投新闻稿、评论稿，倒是用了不少。那时全民评《水浒》，我写了《泥腿子也能评水浒》一文，被头条采用。第二天下田，有人跟队长说起，我们小队的知青写文章，县里广播了。后来公社挖大河，工地上红旗猎猎，让我去广播宣传稿，队长说快去，工分照记。下乡第三个年头，我的工分终于达到了正劳力。下乡的每一步，都是队长在扶着我，都是农民朋友在帮衬着。队长扶我走过的田埂，后来成了我丈量人生的标尺。今天，每每想起这些，我心里还是酸酸的，眼眶红红的。

　　队长姓潘，名小根，名字里带着时代的烙印。当年，农村很流行这种名字，像寿福、寿德、寿才等，听着朗朗上口，寓意很直白。生产小队分东西时，会计会直接报寿根家多少多少，寿才家多少多少，一听就明白。称呼人家家属就唤寿福家里的，寿德屋里的，根本不会用妻子、夫人等称呼，连老婆都不会叫，这也是一种文化吧。我刚下乡那会儿，下田干活还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当地有些农民的脚，一只小腿细、一只小腿粗，大家称之为“大脚风”，队长就有这种病，但似乎不影响日常生活。这种病可能是现代医学所称的“丝虫病”，但我不确定。现在，农村卫生习惯大大改善，“大脚风”病早已绝迹。但当年看着队长的脚，我很是心疼。我还抚摸过队长的脚，问他痛不痛。队长爽朗地回答，不痛的，就是吃力的时候沉沉的。至今回想起那一幕，我心里说不出是酸还是痛。

　　4年的知青生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的确是我人生中永难忘怀的岁月。4年里，我和队长朝夕相处，同耕一丘田，同吃一锅饭，同叙一腔情，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随着当兵、招工的开始，知青点的青年陆陆续续地走了。高考也恢复了，但由于大家的学业荒废了，基本考不进大学，不过每个人在农村大学、社会大学里都学有所成。我也参加过高考，没考上，后来因为扩招来到当年的汽车技工学校（今浙江交通技师学院），成了一名交通人，与交通结缘一辈子。

　　离开生产小队已多年，其间我回去过几趟，但终没再见到队长。听老支书说，队长已仙逝，年纪不大，是脑出血走的，我心中很是惆怅。但见到村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环境面貌大变样，又多了几分欣喜。村里很难见到年轻人，说是大多搬到镇里、市里住了。外出的外出，经商的经商，进厂的进厂，每家每户都有营生，每个人都有去处。富起来，好事啊！

　　稻子黄了几十载，队长的家人我倒碰见过几回，他的女儿在城里开了家小炒店，儿子成了钣金厂的小老板，生活早已超过小康水平。但队长那粗壮的小腿、黝黑的皮肤和憨厚的笑容，却一直伴随着我，成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支撑。昨夜骤雨漫过窗台，恍惚又见他在水田里倒退着插秧，新绿的秧苗列队站成工分簿上的数字，而赤脚踩出的泥窝窝，正“咕嘟咕嘟”往外冒着稻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