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文辉/文

　　桃红柳绿，山清水秀，清明在满园春色中悄然而至。和煦的风、淅沥的雨，将天地洇成水墨，却在宣纸上晕开我眉间新痕——今岁寒食的惆怅，比往年更添三分重量。

　　自我十岁那年起，父亲在我记忆里永远定格为三十六岁的模样。那个虎年的清晨，他像被命运偷走的钟表零件，突然停止了与世界的咬合。母亲跪在堂前将眼泪酿成苦酒，祖父的烟锅烫穿了三个春夜，唯有我和兄长懵懂如初生幼鹿。

　　我不懂为何会如此。直到送葬时，我才略感疑惑：从家门口起棺到南山落穴，沿途二三十里，我为何腰插孝棒，双手挂在棺杠上？过桥时，为何又要和哥哥跑到桥的另一侧，跪地迎棺？

　　这些问题，当时我自然想不通。于是，我与哥哥的一些正常举动，在那时却成了“只哭不笑”“只怜且悯”的“闹剧”。比如，行葬中，我俩一言不合，拿起孝棒当“武器”斗打；无聊时，干脆扔掉孝棒，围着棺材嬉闹。

　　多年后我才读懂，当时腰间的孝棒原是命运递来的接力棒，掌心摩挲的棺杠竟成了父子最后的肌肤相亲。我留着惆怅在心间，誓要勇毅自强，坚信人间有正道，决心改变命运。

　　逆境中，我凤凰涅槃。失去父亲的我，虽心理压力重，但读书成绩却优异，成为家族中第一位大学生。高考放榜那夜，我对着父亲的遗照久久凝望，像等来一场迟来的雪。

　　母亲对此感到欣慰，她说她总算可以“凭子而贵”。为了母亲和这个家，二十来岁的我提前跨进中年，烟圈在窗前织就茧房，债务、婚房、家族荣光在雾霭中幻化成千钧重担。某个宿醉的黎明，镜中倒影与旧照重叠——原来父亲眼角的沟壑里，也藏着这般灼烫的星河。我发现自己身上有了父亲的影子。他当年肩负的家庭与社会责任，不也是如此吗？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缘，血浓于水的缘。

　　清明成了我与时光缔约的仪式。在叔伯微醺的絮语中，父亲渐渐鲜活：他骑着永久牌自行车碾过晨露收购鸡蛋，表盘后的眼睛能洞穿时光的病灶，在鸡舍与钟表铺之间，为贫穷的村庄拧紧发条。而今，我带着两个孩童站在他中止的年轮上，终于懂得三十六岁不仅是生命的句点，更是血脉偾张的冒号。

　　我知道，父亲的离开是“身不由己”；我更知道，我的遭遇是“己不由身”。

　　“当年你没有让我的未来一帆风顺，如今我要完成你的‘遗志’。而这‘遗志’的实现，就在你的孙辈身上。”这个清明，我与父亲许下这样的“约定”，愿他在天上可以宽心看着。

　　——这个家不一样了。我以你为荣，孩子们以我为荣！

　　我们的血脉正在时空中完成最庄严的接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