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连清/文

　　1968年秋季，晴空之下，校园里紫薇与芙蓉争奇斗艳，校门口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蓝天中飘扬。彼时，我小学毕业。小学前四年，教学秩序尚属正常，然而五六年级时，“停课闹革命”的浪潮袭来，我们每日诵读语录，传唱语录歌，还开展革命大批判。即便如此，毕业证书依旧照发，证书上半部分印着“最高指示”，下半部分盖着莞渭公社中心小学的红印章。

　　正当我为无中学可读而发愁时，忽闻初中要下放到公社来办，顿时满心欢喜。此前，初中皆设在城北区公所所在地石粘，每区仅有一所。那时温岭县下辖64个公社（小乡），为便于管理，在公社与县之间设立了10个“区”。如此一来，城北中学一所变为7所，莞渭公社也兴办起了自己的中学。

　　说是中学，实则是在莞渭小学的基础上“戴帽”，校舍便挤在小学里头。学校四周河汊纵横交错，石板小路犹如丝瓜藤蔓，蜿蜒通往各个村落。学校有一座颇为华丽的四合院式建筑，围墙坚固且完整，南北两侧厢房为二层结构，每层均可安排两个教室。中学便设在南侧楼上，一间用作教室，另一间则兼为老师的办公室与宿舍。操场、会议室、音乐室以及厨房，都与小学共用。

　　1969年春季，学校墙角的腊梅与红梅绽放出娇艳的花蕊，桃花、梨花也竞相盛开。在这春花烂漫的时节，我与同学们一同入学，成为一名初中生。

　　后来，不知何时，校舍迁至公社的地理中心——西塘村。

　　师生群像

　　初中开设的课程涵盖数理化、生物、政治、体育等，课本皆颇为轻薄。当时，物理称作“机械和电工”，化学名为“化工”，生物则叫“农业”。如此命名，旨在突出“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念，淡化其学术性。

　　执教的老师仅有五六人，却个个精干。他们皆在文革前毕业于大专院校，功底扎实。听他们授课，我仿若窥见“山外青山楼外楼”般广阔的世界。那时实行“回队任教”政策，这些老师大多老家在附近，是从别处调回来的。数学老师孙贤庆来自城北中学，后来的蔡夏根老师家就在学校所在的方家洋村。物理课的阮老师家在泽国，之后还来了家在邻乡的杨修德老师。化学老师老家在松门，任教不久便调回了松门。他回去那天，我与父亲摇着小船送他到城里。从莞渭到城关距离虽不远，如今看来不过十分钟车程，可那时走水路还得搬运行李，足足花了半天时间才将他送至温岭汽车埠头。老师站在岸上，挥手作别，满是不舍。下午天气突变，我和父亲在无遮无挡的船上被淋成落汤鸡，冻得瑟瑟发抖。那一刻，我心中既为老师顺利返程而高兴，又因送别的场景而酸楚，五味杂陈。

　　那时学生甚少，仅有二十来人，同学之间印象深刻。多年后，我在去石粘的路上偶遇方学增，谈及读书时的点点滴滴，两人笑得合不拢嘴。我还询问了方佩尧的情况，心中倍感欣慰。然而，童达森却在一次运鞋料途中与迎面失控的大货车相撞，不幸离世。直至如今想起此事，我仍心有余悸，惋惜与悲伤之情涌上心头。王贤庆做了电工，高洋王村拆迁时他分到几套房子，实现财务自由后，他每日都会给我发微信，我每次也都会回复。同学之间即便相处时日短暂，但一同学习劳动，一同经历风雨，情谊自然深厚，恰似“忆君心似西江水”。

　　后来，我也曾执教，深知学生太少时讲课容易提不起劲，甚至觉得索然无味。但那时的老师即便面对规模小的课堂，也绝不敷衍。记得两年里，每个学期老师都会来家访，有时还会轮流前来。我曾让老师别来，只因家里太过贫穷，连个能坐下来喝口茶的地方都没有。可老师丝毫不嫌弃，每次家访都将学生视如己出。

　　“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对于农村孩子而言，先是服从生产队的劳动安排，而后才是上学。莞中学生的实践基地就在本村本队的田野里。而我，除了和同学们一样参加生产队劳动，还担任了队里的赤脚医生。1969年公社推行赤脚医生制度，队里识字的人稀缺，我便被选中。我先在卫生室工作，之后去队里劳动，待诸事完毕，才去读书。我大致算了算，四个学期加起来，总共也就上了一个学期的课，断断续续的，着实没学到多少东西。本来学生就少，加上开门办学政策的影响，坐在教室里上课的常常只有六七人，甚至有时只有三五人。关键是不考试，课讲完了就算完成教学任务。即便如此，老师依旧认真备课授课，我瞧见他们的备课本，一本本都写得工工整整。

　　功夫课外

　　由于没有考试制度的约束，师生们压力骤减，于是将精力转至课外，大幅增加了课外活动。

　　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下，学校时常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吃忆苦饭，还会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来“诉苦”。学校围墙外东南角有个小水浃，成了教学的道具。老师讲，当年农民要求减租，闹到围墙里，地主便用浃里的脏水烧饭给农民吃。公社也常向师生传达中央文件，我们听得似懂非懂。每当读到“此件传达至县团级”时，大家几乎都要打瞌睡了。此外，还会组成宣传队到各生产队宣传，晚上组织呼喊队，中小学生一同到各生产队高呼革命口号。

　　每到农忙时节，学校会放假几日，同学们回生产队劳动，老师们则下到各队参与割稻、插秧。平日里握粉笔的手，到了田里显得笨拙迟缓，还常被蚂蟥叮得鲜血直流。有一次，高度近视的教导主任去莞渭陈三队收割早稻，刚动手就割到了自己手上，血流如注。当时，我在隔壁田里劳作，见状赶忙在田埂上摘了一种能止血的草药给他敷上，血很快就止住了。这位在教学上得心应手、跳高时轻松一跃而过的老师，在田间劳作时却如此不适应。

　　我做赤脚医生那会儿，教数学的孙老师是个草药迷。课余时间，他常带我到河坎、田间、竹林挖掘各种草药，教我如何辨认、栽种与使用。两年下来，书没读多少，在他的辅导下，我却认识了当地一百多种草药。他从山上挖来虎耳草、金樱子、威灵仙，从房前屋后拔来烫伤草、牛膝草、商陆，还有水里的田萍草、辣蓼等，我都一一学会，且记忆深刻。假期或休息日，我便跑到偏远的山乡，足迹遍布周边的石粘、横峰山、楼旗尖、神童门等地。我还将所学知识运用到诊治中，为一些村民减轻或治愈了病痛。

　　两年的初中教与学，淡化了课堂内容，突出了课外实践，将教学的概念拓展到教育范畴。这固然有好的一面，但也偏离了学校“以学为主”的核心，教学质量自然难以保证。

　　恶补逐梦

　　两年的初中学习，如流水般匆匆逝去。虽没有各类考试，但我还是领到了毕业证书。初中毕业后，我忧心无法升入高中。那时，温岭中学开始招收高中生，我前去报名，可公社审核未通过。后来城北中学招收高中生，我同样因这一原因被拒之门外。那些成绩远不如我的同学都上了高中，我却只能望而却步。看来，我只能老老实实当农民，或许这就是命运吧。

　　1970年底的一天，西风凛冽，大雪纷飞，孙贤庆老师到我家告知我一个好消息：温岭县要在松门海边兴办一所半农半读的高中，不仅有生活补贴，而且莞渭公社无人报名，让我赶紧去。我赶忙为他掸去身上的雪，千恩万谢，兴奋异常。我立刻前往公社填写表格。正所谓“军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不久后我便收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

　　1971年3月23日，阳光洒落在东海神祉塘，我挑着一担希望，与来自全县64个公社、因种种原因无法进入县区高中的120多位同学一同到校报名。在夕阳、海风、盐田的见证下，我们成为了高中生。

　　高中伊始，我便遭遇难题。初中知识几乎一片空白，老师讲课我根本听不懂。于是，我设法弥补这一缺憾。我上课时专心听讲，遇到涉及初中的内容便仔细琢磨、努力理解，尽可能将知识衔接起来；遇到问题，就向“老三届”同学请教，或是去图书馆自学。

　　以数学为例，高中的解任意角三角函数包含了初中的锐角三角函数。当把高中的角α限定在锐角0度到90度时，就等同于初中的三角函数。高中是用点的坐标之比来定义三角函数，而初中是以线段之比关系来定义。将两者联系起来思考，既能学到高中知识，又能顺带补上初中知识。

　　初中化学主要靠感性记忆，高中则侧重理解推导与系统性。若没有初中元素周期表和分子式的知识，高中化学便如同空中楼阁。在高中的分子结构示意图中，可以推导初中的原子构成和核外电子排布规律等。学习金属的氧化还原和离子反应时，能追溯到初中的金属活动性顺序表和金属间的置换反应等知识。如此学习，可谓一举两得。

　　就这样，一门课一门课地补、追，到了第二个学期，我基本跟上了大家的进度。第二学期，新来了一位毕业于西安军事通讯学院的物理老师，他一到就出了四道难度较大的应用题，测试我们的基础。考试时我全力以赴，做完了三道题，正准备解第四题时，下课铃响了。事后老师宣布，此次考试120多人中仅有两人及格，我一看自己的卷面，赫然写着75分，心中暗自欣喜，觉得自己努力补课没有白费。事实证明，当在某方面落后时，只要树立明确目标，配以恰当方法，持续努力，就能迎头赶上，实现“惊险的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