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文辉/文

　　乙巳蛇年是我的本命年。新年刚过，我忍不住想去大厂走一走，那里是我成长的地方，也算是对步入中年的自己的一份慰藉。

　　大厂名不见经传，如今连同它的“母亲”——海防村，都已更名改姓，成为箬横镇桃园村不愿提及的一隅。

　　那里与松门镇隔河相望，自东向西延伸，不过一二百米长。记忆中，原有二十余户人家，如今大多外迁，只留下个别老人守着祖宅，显得格外萧条。

　　老家位于大厂最中间，原本是石料与红砖堆砌的宅子，没有粉刷，也没有装潢。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的房子绝对是超越大寨屋的“豪宅”。

　　回到旧地，迎面碰到几位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或拄着拐杖，或步履蹒跚，与记忆中的壮汉与“女汉子”形象大相径庭，那时的他们肩扛重物，从早到晚劳作不息。难道真的是“岁月蹉跎，几番风雨几晴和”吗？

　　他们几乎无人认出我，我只好自我介绍，说出了我的乳名和排行。

　　老人们很开心，纷纷问道：“多久没回来了？”“搬到那边后，怎么不过来看看我们这些‘老骨头’？”

　　一连串的问题，让我难以回答，心中满是愧疚。自25年前从大厂搬到同村的楼里后，虽然相距仅三四百米，但我很少回去。特别是七八年前，爷爷奶奶为了二叔建房的事搬回祖宅后，我更是几乎没在白天回来过。

　　为了弥补，我放慢了脚步，牵着老人们的手寒暄，讲述着离开后的故事。

　　老人们听得入迷，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了我在大厂里的成长故事。大家边说边笑，时而揭秘我早已忘记的琐事趣事，时而提及我模糊不清的往事丑事。

　　冬日的阳光温暖，老人们与我共织回忆格外惬意。谈及大厂，大家总有说不完的话。关于它的名字，我从爷爷那里听到的与在场老人们说的几乎一致。大厂里并没有大厂，曾经只有几栋小茅房。

　　大厂的历史可追溯到晚清时期。当时，同宗同源的祖宗们分房聚居于此，最初住的是泥土夯起的土房子。后来，大家齐心协力，依托大厂靠水易船运的地理优势办起了集体作坊，即小茅房。

　　我家祖上是众家里的领头人。民国时，家境殷实。到爷爷那一辈，开始没落。为了给父亲和叔叔置宅，爷爷决定推倒大厂里的旧屋重建“豪宅”。

　　我就出生在这“豪宅”里。记忆中，少年时代家境尚可，但从未享受过“富二代”的日子。这都归因于父亲。即便是现在，父亲已去世近30年，母亲仍旧怨恨父亲的小气和苛刻。

　　今天，我似乎从老人们口中找到了答案。家道中落，父亲为了建“豪宅”，十来岁就外出打工、求师，既学了武艺，又精通了手表维修技艺。后来，他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大胆养鸡，成为大户。家里从前屋到后批房，再到临时搭棚，都是鸡。

　　靠着“第一桶金”，父亲建起了“豪宅”。但他居安思危，不愿下一代败光财产，所以对我们要求严格。买铅笔只给三毛，让我自己想办法凑齐；农忙时见我偷懒，就揪住我的耳朵让我下田干活。而对于亲朋好友，他从不吝啬，只要有困难需要资助，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往外借，甚至不惜自己去借钱再外借，且从不收利息。

　　1998年父亲去世后，家里的出借票据堆积如山。可惜，绝大多数的钱都已无法讨回，家庭再次陷入困境。那时，我才10岁。为了让我和哥哥有个好环境，母亲先是撑起钟表维修店维持生计，后又卖了鸡场，用仅剩的私房钱在楼里建了新房。从此，我离开了大厂。

　　故事曲折，宛如电视剧里的情节。但大厂见证了这一切，老人们也见证了这一切。我的少年时代就这样过去了。

　　走在大厂里，看着物是人非的故地，我满心愁楚。爷爷奶奶已经离世，我也到了父亲去世时的年纪。那间“豪宅”已成了二叔的起居之地，红砖石料已被新式房屋取代，所有的记忆都已被抹去。

　　过去的岁月无法追回，曾经的喧嚣不再。我静静地走着，既走不出大厂里的回忆，也走不进大厂里的现在，留下的只有道听途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