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9月，朱伯康出生于新河。披云山下、山西街上，漂着乌篷船的小河自门前缓缓淌过，他的童年就在此处扎根。

　　朱家并非钟鸣鼎食之家，朱伯康的祖辈从事小手工业和小商品业。他的祖父朱良兴靠做香（礼佛的香）卖香，维持一家生计。

　　朱良兴生有两个孩子，分别是朱伯康的大伯朱子鉴和他父亲朱子海。朱子鉴壮年早逝，朱伯康刚满周岁便被父亲过继给伯父为子，在伯母与父母的共同关怀下长大。早年，朱子海半夜起床，去海边鱼市场挑黄鱼到集市上叫卖养家，之后改成在家中开豆腐作坊为生，几年后兼制酱油、老酒、肥料等。三个大人的辛劳、勤俭撑起了这个家，在那个中国“不断挨打”的时代给了朱伯康一个相对安稳的童年。

　　六七岁时，朱伯康在离家四五里的私塾读书，先学《三字经》《百家姓》，再学《论语》《孟子》。朱子海尤其关注儿子的学业，朱伯康年岁稍长时，他打听到长屿有家长峰书院，不仅请了国学先生，还有教授物理、化学和英文的先生，便托人介绍说情，将朱伯康送到书院就读。

　　书院不同于私塾“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院内先后有毛济美、王仲枚、蔡椒民先生传道授业，这些先生都是当时温岭有名有德的儒者，不仅教授知识，更教学生做人、待人接物，这种“亲切得多，温暖得多”的教育形式让后来在“洋学堂”上学的朱伯康一直颇为怀念。

　　时光更迭，如今探访朱伯康故居，门前小河已成现代大道，唯有经过修复的台门可见往日光彩。“门墙多古意，家世重儒风”，“厚德载物”既是长辈们对朱伯康的言传身教，也是长辈们对他的深深期许。

　　二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梁捷在《朱伯康留在人间的两个形象》一文中，称朱伯康是“奋勇杀敌、指挥若定的民族英雄”。那么，朱伯康是怎样走上抗战之路的呢？

　　朱伯康在长峰书院读了四年书，之后跟随同乡前往杭州安定中学求学。那时“五四运动高潮刚过，大革命高潮又起”，从乡村来到城市的朱伯康，被全然不曾接触过的新思想、新文化吸引住了。他将大部分课余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和阅览室，着了迷似的读孙中山、章太炎、谭嗣同、胡适以及梁启超、康有为等的书籍。白天的时间不够，晚上宿舍熄灯之后，他就借厕所的微弱灯光继续看，“恨时间太少，不能尽读我所爱的书”。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驻军奉令不抵抗，一夜之间，沈阳失守，不到一个月，东三省大批城市失陷，朱伯康和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愤怒痛哭。他参加学生集会，写文章和诗，其中一首讽刺时政：“莫道长城百二关，锦州更有万重山。不知谁放倭奴入，昨夜将军大败还。”由于登上了报纸，很快引起相关人员注意。

　　朱伯康心中不安，后来得知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军的进攻，便毅然决定投奔参军。他在十九路军的总指挥部任参谋一职，负责接洽、登记、营地住宿等事宜。

　　一次，朱伯康负责随行运送机密文件，船行至淀山湖，忽然一阵枪林弹雨。等声响停歇，驾驶室的同志已经牺牲，朱伯康同另一位幸存者被押上岸搜查。得知他们是“打日本鬼子的十九路军”，那群动手的人——淀山湖一带的土匪才放过他们。时局动荡，战火并不只在战场之上，在枪林弹雨中穿梭，是当时抗日志士的真实写照。

　　三

　　除此之外，指挥部还交给朱伯康一项重要任务——接待新闻记者采访。

　　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由于十九路军表现英勇，前来采访、想要了解抗战全局状况的记者络绎不绝。受访人由于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给出的回答难免有所出入，导致各家报纸刊载的报道和评论各色各样，细节并不完全一致。

　　这样如何能记存客观事实，留下真实史料？

　　十九路军的总指挥蒋光鼐和蔡廷锴提出了一个建议：将战事的经过详细地记录下来。

　　这个任务被交到了高级参谋华振中和朱伯康手上。两人广泛地收集材料，“参谋处、秘书处所有的内部文件档案材料”“来往电报信件”“每天的战况日记、详细的军事部署、指挥调度、各战场战斗实况”均被收集选用。

　　1932年的冬天，60余万字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写成，次年出版，之后数次重印。该书犹如时光窗口，让后人得以望见当年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也为后世研究十九路军和“一·二八”淞沪抗战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好景”不长，在淞沪抗战中表现英勇的十九路军接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命令：“剿共”。日军侵略日益严重，民族危机加剧，为何还要“内斗”？十九路军的将领们认识到“剿共”并无出路，联合其他反蒋势力发起闽变。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闽变最终失败，十九路军瓦解。为了保留火种，一批将领依靠同仁以及亲友的支持，纷纷出国，朱伯康正是其中一员。于是，有了那首写在邮船上的《欧行》——“得志当为天下雨”！

　　在德国留学期间，他选择进修经济学和财政学，不仅由于自己出身经济系，更因为这类学问是当时动乱的中国最急需的。他憋着一股劲，学习吸收国外的先进思想和知识，同时不忘关注国内局势。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国家财政与财政制度》，是一部以德文写成的经济史著作，第一次向西方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财政史。

　　1937年，国内抗战全面爆发，朱伯康决定回国。几经战火，流离辗转，他先后在广东中山大学、遵义浙江大学、重庆中央大学任教。直到1946年，他受聘于复旦大学商学院，才开启了此后长达40余年相对和平的执教生涯。

　　朱伯康的教书也“不同凡响”，他让学生们读经济史典籍。典籍晦涩难懂，往往需要一定的文学功底。学生遇到读不懂的地方，便悄悄跳过去。这时，朱伯康就会叫停，让他们再读一遍，学生只好承认自己不会。朱伯康并不批评，直截了当地给他们解释明白。

　　长此以往，学生们感受到压力，就会在课前把下次有可能念的书事先看一遍，查阅字典。几次这样的课程后，等到大家都学会了认真预习和找资料，朱伯康就结束这门课，开始上别的课。

　　据就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张忠民回忆，朱伯康先生不仅仅教大家怎么阅读史籍和查找资料，“除了具体的教导方法，更深的意思是做学问的认真和细致。当你一个字不认识，跳过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对做学问的态度”。他想培养学生拥有的态度，正是他自己做学问的态度。

　　退休之后，本可以颐养天年的朱伯康没有选择休息，而是将全部时间投入著书中，与学生施正康一起完成百万余字的《中国经济通史》。该书一经发行，迅速销售一空。原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经济史学家姜铎称赞此书“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贯彻全书，作者运用这一科学方法论，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位置摆得十分端正和恰到好处”“既显示出作者见多识广掌握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脉络，又显示出作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胸有成竹”。他也指出，此书在近代部分略有不足。当时年近百岁的朱伯康又指导学生将该书扩写成150余万字的《中国经济史》。

　　2005年，朱伯康在上海病逝。朱伯康的一生正如他在《往事杂忆》里感叹的，恰好能为当代青年们点出一条明路——“一个人生存在天地之间，总要做一点事，立一点功，对人民对自己总要留一点成绩，不能白活，不能与草木同腐，总要留下一些好的痕迹”。

　　通讯员 陈敏瑶

　　“尺剑苍茫任往还，远游好趁此回闲。只身稊米浮沧海，万里风云望故山。得志当为天下雨，捐躯长卫汉河关。平生壮志依然在，浩气弥漫天地间。”

　　20世纪30年代，一位温岭青年在邮船上写下了这首诗。此时，他未至而立，身处异国他乡。一句“得志当为天下雨”写尽他历经战火纷飞的前半生，也预言了他废寝忘食埋首典籍的后半生。

　　他是参与并见证十九路军浴血抗战的最后一位高级将官，是奋勇杀敌、指挥若定的民族英雄；也是鼎革之后复旦大学经济系第一任系主任，是学识渊博、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大家。是什么样的经历，造就了文武兼备的朱伯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