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君斐/文

　　渔村分两种人，一曰“讨海人”，一为“山上人”。男子十五六岁，要跟着船老大试水，船外风急浪尖，舱里翻江倒海，熬得过去，便可落海。也有灰头土脸试过很多次不能通关的，只能另谋生计，有人依傍渔业贩卖绳索，有人经营机电维修，也有人开一爿沽酒贩糖的小店。银民就是后者。

　　银民年轻时生得秀气，白色的绸布衫，头发整齐往后梳，站在胡子拉碴，衣襟上沾染油渍尚且不自知的渔民中，可谓是鹤立鸡群。银民是家里的养子，初始在生产大队当会计。包产制后，他开了村里第一家小店。银民家人口简单，得天独厚有一进独立的台门小院。正中堂屋是祠堂，西厢房是寡母和小家起居区，东厢房里间为厨房，外间檐廊一侧一排玻璃柜台，靠墙是一面暗色的木制陈列柜。那时候的黄酒都封印在坛子里，路途遥远从绍兴走水路过来。村里的人不一定都有闲钱来买零食或过滤嘴，寻常所见进出小店的人手一个玻璃瓶——沽酒。沽酒是门技术活，漏斗一安，长柄小竹筒像魔术一般甩一个弧线，酒已经入瓶。再瞧时，竹筒已经稳稳挂在酒缸沿。酒按一勺计算，若不是做作料，那必是家里有长者。我还未及玻璃柜台高的时候，常常抢着给爷爷沽酒。爷爷贪杯，每每黄昏就着冷菜抿几口小酒，似乎生活的苦楚都稀释在酒杯里。爷爷一高兴，我们便会得一分小费，又跑到小店买一颗糖。玻璃柜里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有魔力的，引得小小的我常常驻足。银民有时逗我：“买不买啊？”我一溜烟跑了，一边跑一边不服气：“我阿爸进门就买。”银民家东面是一排石头台阶，他家的排水就做在这个地方。逢雨天，水会“哗啦啦”从台门天井排到室外。那是个神奇的地方，收录了我们最初的快乐时光——围堵在出水口踩水，贴几片树叶接水，蹲在那里个把小时逗弄虫子……

　　我六岁的时候，从大院子搬了出来。慢慢地，围海造房成了一种趋势。我家平房后门就是银民新开的酒家，妻子掌勺，银民当副手，主打传统菜。那时候还不流行下馆子，家庭宴客由家庭中的妇女帮忙；村里红白事才会延请“厨倌”至家掌勺。新开的酒家就像一阵清新的风一样，响应者寥寥。好在，店是自建房，员工是老两口外加学徒大小子，没有额外的负担。量足对味，本分的收费，让他们积累了好的名声和一定的经营经验。送菜上门是最初的“外卖”模式，一律白色的大口粗瓷碗，上面盖着薄膜。乡里乡亲房前屋后，一般到家时，菜还冒着热烟。有时候，银民和儿子会送菜，有时候主家会自取。透过我家厨房后窗，视线一路追过去，往往能推断是哪一家今年赚了不少。若是春节拜岁，我爸差我们去银民家添几个菜，总会让我们又自豪又响亮：“阿伯，我家要一个炖蹄膀，炸排，开糊，鱼饼大白菜。”银民照例微微点个头，继续忙手中的锅铲。从那个一尘不染的柜台到烟火缭绕的厨房，银民还是那个银民，淡淡的，不疾不徐。

　　只要不囿于成见，小村落的消费观念改革得不慢。银民酒店正式挂牌“高丽酒家”的时候，掌勺的变成了大儿子，银民夫妻退居二线。作为村里最早的酒家，口碑早已不胫而走。很多去过镇上酒楼的人，比较出高丽酒家的种种优势。一时间风头无两，一楼中间一桌，二楼南向两桌，中一，北一。每逢过年，还得预约错峰。红白事桌数多的时候，借用邻家地盘成了常态。但是，年轻人总是不甘于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盘旋，单飞成了必然。约是心疼半辈子的心血荒废，高丽酒家又回到了老两口手中。推陈出新不是他们的强项，酱菜是自己腌的，鱼饼是自己敲的，山粉糊也是自己做的……极大地保证了食材的地道。特色菜几十年屹立招牌榜，几十年不偷工减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智慧。

　　困则生变，渔村没根没有人兜底的银民，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一定没有想到，后来啊，有那么多人涌向城里，又有那么多酒家林立，统统打着石塘特色的旗号。我总是很感念这样一个人，他贩卖过贫瘠岁月里的一点点甜，他也见证了我们物质精神生活的变化。他把乡情刻在了我们的味蕾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