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连清/文

　　我的家乡是典型的人多地少，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社员在生产队劳动的时间只占全年的三分之一，有很多富余时间，人们就在只有几厘地的自留地里做“绣花”功夫。

　　我家有两片自留地，每片长不过四五米，宽两三米，都在稍高的台地上，称为“高园田”。一开始种水稻，每天都要戽水，如果下丘田水没了，上面的就干涸了。后来改种甘蔗。父亲细忖，将所种甘蔗卖了换取粮食，也许会换得更多些。

　　甘蔗长在台地上，远远望去，像一片片小小森林，愈显挺拔高大，如一群穿绿军装的战士集合在一起，威风凛凛；近观，每株都青油油的，又大又嫩，像一个个小姑娘似的，身段美丽妖娆，清风吹过，“沙沙”作响，如谈情说爱般窃窃私语。看到这景致，家人们的心里都乐开了花。

　　种甘蔗是个细致的活儿，一开始父亲不知道怎么种，后来东问西打听，依样画葫芦，也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年都获得丰收。人们做一件事，只要有决心有目标，办法总是有的。

　　三月来到横峰，只见水乡被涂抹成五彩斑斓的世界。春雨潺潺，千丝万线泻在河里，澄碧的水面泛起一个个朦胧的梦；大大小小渭渚的田里，紫云英和苜蓿趁着春阳正好，争先恐后赶趟儿似的涌出深深的绿来，金黄的油菜花招蜂引蝶，生机盎然；河岸和农舍，燕子斜飞，桃红柳绿，草长莺飞，好一幅吴冠中的江南风景画。

　　这正是甘蔗栽种的好时节。

　　甘蔗苗是事先准备的，或育的或买的。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地将它剪成一段一段，中间是蔗茎，长出了嫩芽嫩叶，种前将苗放石灰水里浸泡一下（以防病虫）备用。

　　父亲肩扛锄头，将田园翻耕，翻耕至60厘米深光景，然后整成几个条状；接着，在条的中间挖一条小沟，将猪栏粪铺在沟里，作为基肥；然后将蔗苗放入小沟内排开，每苗之间相隔约80厘米，排毕将土掩回；再用水浇透，使苗和土粘合在一起，这样成活率就高。

　　“三分种七分管。”苗种下后，父亲会选择一个静好的日子追施化肥，将尿素、过磷酸钙、钙镁磷肥等进行搅拌，施于根部，培土掩上；松土、除草、治虫要做几次；在接近收成时，再喷洒一遍磷酸二氢钾，以提高产量。期间，父亲三天两头往高园田跑，有事就做一下，没事就看看，心里也舒坦，像一只老母鸡精心孵育着一群小鸡。

　　10月，秋日曜曜，凉风吹拂，要收割甘蔗了。每每父亲携家人许多，有拿刀的，有荷锄的，有扛着绳的，大大小小齐出动，兴高采烈，像过年一样。

　　甘蔗被砍倒后，都要就地窖藏，为的是到春节前后卖个好价钱。窖藏要选干燥的地方，这个台地正合适。父亲拉开架势，用锄头在原地挖。挖下约80厘米，将浮土堆在边上；将甘蔗七八根捆为一捆待放；再在窖底铺上甘蔗叶，将一捆捆甘蔗排在窖内，上面又盖一层蔗叶；最后将浮土覆回。这样就能防止水分流失，保持光鲜如初。这时，我跟在后面，也挖土、铺叶、盖土，忙成了一个小大人。

　　一年，横峰汇头王办起了一个榨糖厂，我随父亲摇着小船，将甘蔗运去榨糖。糖厂就一台机器，动力是柴油机，用皮带连着机头。机头有两片相向转动的齿轮，一根长长的甘蔗从齿轮中插入，在齿轮转动挤压下变成糖水和渣。渣从后面出来，堆积成山。甘蔗汁流入一口大锅，火苗在锅底跳跃，熬煮一定时间结成糖饧。“打糖”的将它倒在竹席上，手拿铁铲来回搅动，糖饧缩水冻结，收拢成堆，便是黄灿灿的红糖了。父亲就提着红糖去横峰街换米。

　　一年，自留地甘蔗又获丰收，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父亲约了我的发小童福增的爸“小妹姐”，各摇着一只小船去五六十里外的箬横赶集卖甘蔗，我也跟着，黏在船上。第二天，街上熙熙攘攘，糖梗购销两旺，一船的甘蔗销售一空。我看到卖了许多钱，就要父亲买这个买那个。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我烧猪肉给你吃”，我喜出望外。只见他从街上提来一刀猪肉、一袋红萝卜，喜笑颜开地做起猪肉饭来；我也帮着捣鼓烧饭，竟忘了买东西。那晩烧了一大锅红萝卜猪肉饭，那香气载了一船，弥漫了半个天空，我们两家人在船上一起吃了。那个难忘的晚霞满天的黄昏，那香气经久不散，入心入髓，穿越时空飘过了整整60年！

　　人生如白驹过隙，倏忽，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和乡亲们在高园田种甘蔗的许多镜头，常常在我眼前浮现，犹如门前的小河流淌；心头也常常泛起一阵甜蜜，这种甜是浓烈的，自溢的，似吃了红糖一般。其实，那时尽管甘蔗种得好，但都不拿来吃，是为了换米。甜蜜不只在口中，主要是心里的感受，是美好，是快乐，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