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佩蓉/文

　　“机枪疯狂地扫射着。许多爆炸的黑色烟柱子，在已经被打得坑洼不平的沙土地上，像旋风一样向空中卷去，炮弹爆炸的黑色烟火越来越紧地扫荡着大地，刺耳的尖叫声越来越密。”《静静的顿河》中的这段文字，对战争场面的观察和描摹，纠结着视觉与所觉的双重压迫，勾连起读者关于战争的恐怖体验。

　　但是，美国作家黛安娜·阿克曼挖掘二战的大量历史细节，创作的非虚构作品《动物园长夫人》以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以个性化的书写，赋予战争另一种色调，发掘了战争作品的温情脉络。

　　1939年9月1日，德国纳粹入侵波兰，发动“闪电战”，赤裸裸地撕开宗教与文明的面纱。波兰人民流离失所。特别是犹太人，命如蝼蚁，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无节制地屠杀。然而，在华沙，安托尼娜和丈夫雅安利用动物园作为掩护，先后解救藏匿了三百多名犹太人，在残忍的世界里点亮了一抹温暖之光。

　　战争，是死神的盛宴，是人类的灾难，也是动物的地狱。《动物园长夫人》首次从动物与女性的角度去描写战争的残酷。战前的华沙动物园是一幢水泥与玻璃的混合建筑，是绿色动物王国，一个被簇拥在都市景观与公园美景之间的喧闹伊甸园。每天，长臂猿们将吹响晨号，欧椋鸟会率先演唱“歌曲串烧”。一时间，百兽争鸣，此起彼伏。安托尼娜是它们的女王、母亲和监护人。德军的炮弹在华沙狂轰滥炸之后，动物顷刻间死伤无数。动物园陷入了冰冷的沉寂，兽笼内外回荡着空阔的寂寞和悲凉。侥幸存活的动物，纷纷逃窜。海豹摇摇摆摆地急走，骆驼的蹄子在鹅卵石上打滑，鸵鸟、羚羊与狼并肩逃命。捕捉真实，放大细节，这组动物流亡大军的奇怪场景，没有直接阐述纳粹的暴行，而是间接地表现战争造成的破坏，从侧面印证波兰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动。动物的遭遇，给读者细枝末节的暗示，比正面描写战争更有沉重的力量，更发人深省，让读者重新审视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

　　安托尼娜拒绝接受悲哀的新现实，她安慰自己，这根本不是死亡的长眠，而是北极熊式的冬眠。她对残余动物的照顾，更加不遗余力。小獾被安托尼娜称为“养子”，被训练到只要一听到名字就能应声倒下。阿克曼笔下的动物充满灵性，启发读者思考，动物尚有人性，德国纳粹为什么不能控制掠夺杀戮的本性。

　　华沙成了人间炼狱。为了让动物园运营下去，安托尼娜夫妇低眉顺眼地央求德国军官将动物园改造成养猪场，既保证军官食肉，又保全动物园。身边的犹太人不断地被囚禁在隔离区。夫妻俩鼓起勇气成功地藏匿了友人的妻子后，他们开始想尽办法拯救犹太人。雅安必须反复查验生活中的所有细节。丈夫利用开车去德军占领区收集泔水的机会，顺便将犹太人藏在饲料下带出来。

　　长达六年的血雨腥风中，弱者、病者、被追捕者，一拨一拨地来到动物园，安置在地下室，避难停歇。安托尼娜将躲藏在兽栏里的犹太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德国军人经常上门检查，更多的食物需求，是她总是要揪心的事。危险随时存在，安托尼娜不得不借助弹钢琴的技能，向藏匿的犹太人提供信号：白天弹琴，意味着危险。夜幕降临，如果琴声响起，犹太人可以走出黑暗，与动物一起用餐，交谈，喝一杯红酒，开一小小的派对。

　　就这样，一群犹太人在极端煎熬中，绝望地呼唤希望。后来，安托尼娜通过伪造篡改证件，陆续将犹太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在乱世的波涛中漂流，在深海中驶向港口，动物园俨然是犹太人中转的“诺亚方舟”。

　　安托尼娜本来是平常的女子，诚如丈夫雅安所说，她胆子很小，她不参与政治。在拯救犹太人的过程中，她当然也深感恐惧、焦虑，甚至绝望，随时携带能结束生命的氰化物。但是，她时刻绞尽脑汁，不惜忍受各种下流的侵犯，温柔坚毅地守护了一个大家庭。平凡女性为什么会爆发出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呢？

　　最能体现人类文明的，莫过于在战争背景下，对受难者施以保护，唤起难以摧毁的希望。安托尼娜展现出超越种族，以生命去捍卫人性的大爱。希望见诸行动是博爱，美好见诸行动是善良。身处杀气腾腾的疯狂世界，安托尼娜不但以爱和善良来照管动物，了解它们的喜怒哀乐，保持动物之间的单纯世界。她殚精竭虑护佑犹太人，无畏无惧地挺身而出，在惶恐不安的非常态气氛中构建日常生活的秩序。为避难者解决食物，找来燃料，为客人策划逃跑路线，更重要的是安抚他们的情绪——要知道，在战火中，人的精神远比肉体更容易崩溃。安托尼娜在绝境中施以援手，努力让犹太人保有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不是出于爱国主义的同仇敌忾，也不是出于英雄主义的慷慨激昂，而是源于人性本能的善良和大爱。

　　1945年，德国人撤退以后，安托尼娜重新回到华沙动物园。她的家不再有散漫的鹅群和在藤蔓上荡秋千的猴子。和猞猁宝宝、水獭一起嬉戏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安托尼娜夫妇烈火考验下的勇气和悲悯，闪耀着大爱光辉的壮举，永远闪烁在历史的罅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