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连清/文

　　《悲惨世界》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1862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当时法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和社会阶级问题为背景，围绕主人公冉·阿让的生活历程展开，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人的善良、悲惨和追求幸福的故事。作品发表后引起巨大的反响，被公认为19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

　　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在思考着“我”的概念，“我”依据利益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派生出“三个我”。《悲惨世界》中扣人心弦的情节正好是“三个我”鲜活的写照和注脚。

　　“三个我”是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的。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由“三个我”组成的，那就是本我、自我和超我。我国古代哲学家也提出过如“假我”“真我”等概念，明代王阳明的《蔽月山房》诗云：“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于天，当见山高月更阔。”山离我近，月亮离我远，于是觉得山比月亮大，这种不真实的认识好比呈现在众人面前的不真实的“我”，是假我；但如果一个人的眼界足够宽广，就会发现月亮更大，这种认识是客观真实的，好比是真我，把真实的“我”呈现出来。中外名人是“英雄所见略同”。

　　“三个我”，就像是一个主人喂养的三个孩子，它们互相关照、互相争斗、互相协调，共同组成了一个丰富、生动、完整的“我”。

　　本我。也叫原我，是“我”的基础角色，在“三个我”中处于最底层，它代表“我”的各种生理需要，主管吃喝拉撒和传宗接代，它的办事原则是快乐，凡是能带来快乐的，都会去做，“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它的特点是原始、冲动、非理性和隐蔽性。它就像一座冰山，浮在上面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而大部分沉在海里看不见，对于行走在街上的每一个人，看到的只是表象，看不到他的“本我”全貌。即便如此，也不妨碍它在“我”的发展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要时时处处爱着它，照料好它。但同时，又要对其保持清醒的头脑。

　　自我。如把“三个我”比作三兄弟，它位于中间。二师兄办事比较稳妥，比较理智，常常会兼顾各方，既能保证“本我”的利益，该得的得，该争的争，又能考虑“超我”的宏图大略。老大和小弟常常不和，“吵得”面红耳赤，甚至会打架，它会出面调解，往往使问题得到和解。

　　超我。在人格结构中处于最高层，大师兄见识多，站得高，看得远。它常常不顾自己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干高大上的事情，胸怀天下。郑板桥的诗是它的座右铭：“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它对小弟“本我”做出过分的举动，会去训斥，对“自我”也会去监督。但它也常有脱离实际的倾向，因而受到二师兄的钳制。如果它的目标和愿望比较积极又比较实际，又能引导“本我”和“自我”和谐前行，人生就会获得很大成功；如果太过不切实际，则会屡遭挫折使人生举步维艰。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闪耀着“超我”不灭的光辉。

　　我们每个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因人格结构的不同而分立于各个不同的层次，这个层次如一幢三层楼房。这种不同的层次是由“三个我”的不同占比决定的。如果让小兄弟“本我”霸屏，让其随意作践，自私自利，不受管束，发展成为侵吞国家和他人的利益，会使自己走向深渊。如果让“自我”做主，那就会兼顾各方，换位思考，不做出格的事情，但是又达不到高的水平。这是大多数人的站位。而让大师兄说了算，那就是做一个高尚的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实际上，人们身上的“三个我”是在不断此消彼长的，随着条件的改变，人们自律性的提高或降低，会使“我”发生根本改变。雨果的《悲惨世界》所精心描述的冉·阿让波澜起伏的一生，不就恰好体现了“三个我”嬗变的道理吗？

　　小说主人公冉·阿让，少时为了姐姐的孩子不受饥饿，砸了门店的玻璃，偷了一个面包，被判刑5年，后来因为越狱不断加刑，服了19年苦役。刑满四处流浪，备受歧视。好心的主教米里哀接待了他，让他住下。他为了报复社会，又偷了主教家的六套银餐具和一个大银汤匙。当警察追捕他时，主教没有指控他，说是自愿送给他的。

　　主教的仁爱、慈悲、宽容震撼了他的内心：世上还有这等好人！他感到极大的不安，痛苦地认定自己是一个无赖，第一次流下了人生悔恨的眼泪，决心痛改前非。

　　警察沙威像幽灵一样追逐着他，他用许多的身份躲避追捕。他改名换姓潜伏下来，发明了人工合成的黑玉珠宝，自己发了财，也富了一方百姓。他还当上了市长，为百姓做了无数好事，诸如营救了芳汀及其女儿柯赛特……

　　直到1823年巴黎起义，沙威落到了革命党人手中，恰巧冉·阿让也在场，冉·阿让要求将处死沙威的任务交给他。得到许可后，他没有对沙威实施报复，而是在私下里放了这个往日的死对头。

　　革命形势风云变幻，混乱中他背起受伤的革命者马吕斯逃进地下水道，经过百般艰难挣扎，终于来到地下通道的大门，出了大门又遇到了正在抓捕罪犯的沙威。

　　本是一根筋的沙威，此时胸中翻江倒海：这个“坏蛋”抓住我时，完全可以把我处死，从人性说，从安全说，都应该这样做，可他反而放了我，还有什么比保全他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而我的职责是追捕他，我能逮捕他吗？不能！还有什么比我自己的职责更重要的吗？这个“还有什么”就是良心，就是上帝，就是无我（也就是超我）！他抓又抓不得，放又放不得，于是跳进了塞纳河湍急的河流之中……

　　这里深藏着“三个我”的秘密。一开始，冉·阿让偷面包、偷餐具，为生活所迫，是“本我”的作为。主教的崇高人道主义使他感化，使他幡然醒悟，是“自我”的作为。他为芳汀、柯赛特及马吕斯所做的，救人于水火之中；为了柯赛特的幸福生活不被打扰，把自己苦役犯的身世和盘托出，他完全可以不说，隐藏下来过幸福的生活，而他却完全“暴露了自己”。这时的他已达“超我”境界。而沙威也由执着于执法者的“自我”转变到为善良而献身的“超我”了。冉·阿让的转变主要是受主教的教化；沙威的转变是被冉·阿让这座精神大山所震撼。

　　认真研读这部巨著，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示，使自己的人生不断升华。